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打开了我们在思想文化上返本开新的广阔空间。对福建而言，这份自觉有着格外真切的来处——这里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也是朱熹一生用力最深的地方。朱熹71载人生，“仕宦九载，立朝四十日”，其余岁月多在八闽山水间著书讲学，武夷五夫、建阳考亭、尤溪南溪，处处留下他“琴书五十载”的身影。一张文化名片如何变成一种文化资源？长期以来，朱子文化的研究多停留于思想史的梳理与义理注疏，如何让它从故纸中走出来，进入当代中国人的日用常行，始终是摆在学界面前的真问题。福建社会科学院编、周元侠主编的《朱子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正是直面这一问题的一次系统尝试。全书自绪论以下，沿着理学话语、伦理观、自然观、教育思想、海外传播五路次第展开，最终收束于“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通篇要回答的，是简明而深切的一句话：朱子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究竟有什么意义。
讲朱子，学界向来有两种见解：一种是把它窄化为心性之学的哲学命题，只在理、气、心、性几个概念之间打转，越讲越玄远；另一种是把它视为已经封存的历史遗产，工夫多用在校勘版本、考订师承上。两条路径各有建树，却也共同带来一个后果：朱子被妥善地安放进书斋，因而与正在展开的中国式现代化擦肩而过。该书起手便绕开这两条路径，抛出一个更具当代性的问题：朱子的理学话语体系，能否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资源？书中辨析了朱子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及其官学化过程，指出朱子以“理”为核心范畴，把宇宙论、心性论、工夫论贯通为一整套既能解释天地万物，又能安顿人心秩序的整全性话语。这一辨析的意义不止于学术史的澄清。它提醒我们，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是在一块空地上另起炉灶；我们的前人早已用汉语的思维方式，为世界的生成、为人与社会的关系、为人的自我修养提供过成体系的解释，并留下一整套可辨识的概念工具。所谓融通古今、贯通中西，前提是学会在自己的语言传统里说话，用自己的范畴提出问题。全书以此为进路，打开了朱子文化通向当代的第一重门。
理学最怕被讲成空疏的道理，朱子本人对此早有防备。“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他从来把内在的持敬涵养与外在的格物穷理拧成一股绳，从不许人悬空谈心性。书中第二、第四章正是沿着这一理路，把视角从文本转向人、从书斋转向日用。就德性而言，作者从朱子伦理观的源流与内容入手，一路讲到《白鹿洞书院揭示》所揭橥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指出朱子的伦理从来不是悬置的道德训诫，而是落在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伦之间，落在乡约、家礼、族规与蒙书的具体规范之中。这种长幼有序而人人皆可奉行的伦理形态，恰与今天推进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所追求的可感、可行、可久，构成跨越800年的呼应。就育才而言，书中梳理朱子的教育思想，并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现实要求相对应。朱子读书法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表面是读书门径，内里却是“为学”与“为人”的统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所缺往往不是知识供给，而是这种把求知与修身合为一事的耐心。由德性而及教化，由教化而及人才，这条线索清晰勾勒出“第二个结合”最具体也最容易被忽略的落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彼此契合，不是两个体系的简单并列，而是在一群真实的人如何生活、如何成人这个层面上互相成就。
朱子讲“万物各具一理，而万理同出一原”。在朱子的世界里，天、地、人、物共处同一个生生不息的秩序之中，人是其中的参与者，而非站在自然之外役使万物的征服者，书中第三章将这一“万物一理”的生态伦理观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互读。西方主客二分传统把世界拆分为独立的思维主体与广延客体，默认人是主动的征服者，自然是被动的可支配对象；而中国式生命观以主客一体、天人共生为核心底色，从根源上取消了这种截然对立，把个体生命嵌入天地、他人、族群的整体关联中，自然不是等待开发的资源存量，而是与人同在一张大化流行秩序里的生命共同体。这一判断落在福建大地上，有着格外切实的分量。福建是最早的生态省建设试点省份之一，森林覆盖率连续40余年居全国首位，武夷山国家公园、木兰溪治理早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福建样本。书中把宋人“山水非空物、草木皆含生意”的识度，与此刻正在推进的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建设、重点流域综合治理放在同一视野下审视，让人看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之所以能在中国大地上迅速生根，正因为它在我们的文化深层早有伏脉。生态治理不只是技术问题，也是一种关于人与自然秩序的文化重建；在这里，朱子的“理”第一次显出了它最朴素也最当代的面目。
朱子学从来不是只在闽北山坳里流转的乡邦之学。它东渡朝鲜半岛，催生出延续数百年的性理学传统；东传日本，与彼邦学界反复辩难，蔚为大观；南下交趾，随《朱子家礼》进入士庶人家；又跨海抵台，在书院与乡约中扎下根脉。书中第五章梳理朱子学的海外传播脉络，借此反身追问一个极具现实感的命题：古人是如何让一门产生于东南山乡的学问，为另一个文明所接纳的？答案并不在于强力输出，而在于它回应了彼时彼地的日用需求——靠书院讲学、靠礼书定分、靠乡约规范、靠蒙书识字，一寸一寸落进邻邦士子的日用常行之中。文化传播从来不是热闹的展演，而是沉静的日用；先能回应人的安身立命之需，才谈得上令人心悦诚服。全书末章由此收束于福建：把朱子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强省建设的根基，让考亭书院、五夫兴贤古街、尤溪朱子文化园不再只是文物保护单位，而成为可进入、可参与、可教化的公共文化空间；让“走朱子之路”研习营这一持续多年的品牌，真正成为连接港澳台青年与八闽文脉的精神通道。由一省之实践，回应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国家课题，这是全书最见担当的一笔。
朱子有诗：“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他当年写泗水之滨的春光，今天读来，却像是对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句古老注脚。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不是把古老的道理供奉起来，而是让它们重新开口，替我们解答此刻的难题。《朱子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所做的，正是这样一件让老家底说出新话语的工作。八闽大地上，朱子理学从来不只是回忆——它是仍在生长的传统，也是我们走向现代随身携带的底气。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