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以后，朝廷实行广州“一口通商”的政策，十三行成为唯一合法外贸渠道，广州行商很自然地控制了福建茶叶贸易。郭柏苍《闽产录异》云：“昔年闽茶运粤，粤之十三行逐春收贮，次第出洋，以此诸番皆缺，茶价常贵。”
广州十三行的行商首领伍秉鉴祖籍福建晋江安平，他在1801年接手家族怡和行后，通过可靠的福建购茶网络，将武夷山的高等级茶叶专供英国市场，其茶叶商标“浩官”在英国市场成为高品质的象征，每年为怡和行带来五六十万两白银的利润。至1834年，伍秉鉴的怡和行资产约2600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全年总收入的65%，西方人谓之“天下首富”。
面对英国人输入鸦片导致中国大量白银外流的情况，“以茶制夷”早早就成为清廷朝野上下的共识。魏源《海国图志》写道：“中国以茶叶、湖丝驭外夷，而外夷以鸦片耗中国，此皆自古未有，而本朝独有之。”然而，在如何“以茶制夷”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意见。琦善、曾望颜等提出全面海禁，亦有人提出推广种茶、扩大外贸以获利富国。
林则徐对前述方案都不尽赞同，他主张以茶叶来钳制外夷，通过限制茶叶供应、提高茶叶价格来达到白银回流的目的：“至茶叶大黄两项，臣等悉心访察，实为外夷所必须，且夷商购买出洋，分售各路岛夷，获利尤厚，果能悉行断绝，固可制死命而收利权。惟现在各国夷商，业经遵谕呈缴烟土，自应仰乞天恩，准其照常互市，以示怀柔，所有断绝茶叶大黄，似可暂缓置议。”
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中便是通过给上缴烟土的夷商以一定量茶叶补偿的方式顺利收缴了大量鸦片。经由在广州的悉心探访，林则徐不久就注意到了只有红茶才是英国人真正所需：“查大黄每年出口，本属有限，不过附搭药材项下，英夷所销尤少。惟茶叶在所必需，然有绿茶黑茶之分，英夷所销多系黑茶（black tea，即红茶），现在严密稽查，不使影射偷漏。”
然而，对茶叶贸易的强力管控无疑需要强大的国家力量背书。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清廷任何一种“以茶制夷”的方案最终都被证明是无法推行的。鸦片战争之后，福州开埠已经势不可挡。
福州于1844年正式开放通商，但此后近10年间几乎没有外国商船进港贸易，直至太平天国运动切断了从武夷山到广州、上海的茶路，1853年以美国旗昌洋行为首的西方洋行尝试开辟福州茶路并获得成功，福州港的贸易才真正活跃起来。其繁荣直至19世纪70年代晚期，这是福建茶的黄金时代。彼时借武夷茶之力，福州不仅是全国最大的茶叶贸易港，还“以茶为唯一之输出品而成为中国政府收入最多的贸易港”。统计福州输出茶在当时全国输出茶中的比重，1853年为5.3%，1854年骤升为17.2%，1856年至1887年超过30年的时间里都维持在百分之三四十，其中1861年高达46.2%，直至1901年占比仍有19.4%。
这种突出的份额是在茶叶出口量值急剧增长的背景下实现的：到19世纪70年代初，和鸦片战争前夕相比，茶叶出口的量值都增加了4倍以上。统计1870年至1874年5年均值，全国出口总值中茶叶占52.7%，而福州茶叶出口又占全国茶叶出口总值的36.8%。也就是说，仅福州一港的茶叶出口一项，就占到当时全国出口总值的19.4%。福州茶叶贸易之繁荣、在全国所占之地位均可见一斑。
清政府顺势在崇安到福州的茶路上增设关卡、征收茶税，咸丰皇帝在1855年的一份批折中写道：“闽省崇安等州县，为产茶盛旺之区，自闽省暂开海禁，运道便捷，各商赴闽愈多。所请附省扼要处所，及界连粤东、浙江等处，分设关卡，征收茶税，应请准其照办。”茶税很快就成为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福建财政也逐渐充盈起来，左宗棠西征、马尾船政局设立等都从闽省茶税项下拨款大部，茶税成为清廷“富国强兵”中兴之策的一个重要手段。
福州港发展起来之后，输英武夷红茶始终占据着出口的最大项（由于乌龙茶和红茶一样，干茶外形呈乌黑色，茶汤呈红色，当时海关分类将乌龙茶归入红茶类目之下）。统计1870年至1874年5年均值，出口英国的茶叶占中国茶叶总出口量的57.9%，占福州港茶叶总出口量的74.5%。1941年福建省国民政府组织编写的《福建之茶》中也有记载：“红茶过去为本省茶之输出主要种类，其输出量值几占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
危机恰恰就存在于这种一边倒的出口结构数据之中——
武夷红茶一向以英国及其殖民地为输出对象，其命运连带着贸易港福州的命运，实际上都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在高峰时期，福州港仅以茶叶出口一项就占据了全国出口总值的近20%，而到了20年后，统计1890年至1894年5年均值，这一数值已经降至7.2%；在福州港的茶叶总出口量中，向英出口也从74.5%降至39.6%。
更刺眼的事实是，在同一时期，英国市场迅速增长，只是增长的部分给了印度和锡兰茶，福州茶的进口量反而在减少。1871年，英国市场上的印度茶数量仅为中国茶的10.1%，此后逐年递增，到了1887年，双方数量基本持平。1888年，英国进口印度茶的数量首次超过中国茶，此后印度茶在英国取得绝对优势，中国茶终被冷落。
英美洋行资本雄厚，华商无力与之竞争，福州茶市逐渐为其所控制。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他们采取各种手段欺骗和压榨中国茶商。左宗棠在1866年的一封奏折中陈述了相关情况：闽省产茶多在荒僻之区，日久采植，菁华势必日歇，而行销又以外洋商贩为大宗。每年春间新茶初到省垣，洋商昂价收买，以广招徕。迨茶船拥至，则价值顿减，茶商往往亏折资本。加以浙江、广东、九江、汉口各处，洋商茶栈林立，轮船信息最速，何处便宜，即向何处收买，故闽茶必专恃洋商，而洋商不专恃闽商。
英美茶商牢牢掌控茶市主动权，直接导致福州茶叶贸易看似声势浩大，实则利润多半被英美茶商收割，华商盈利者寥寥而亏损者居多。“19世纪80年代后期，茶商连年亏损”，“屡年折本，倾家荡产”，人人视红茶贸易为畏途。
“内地收购”是另一个观察角度。这是一种洋行派遣买办直接深入内地产茶区购茶，直接在产茶区交易的方式。陈慈玉记载：“洋商并不亲自至产茶地，而是派买办于初春携带巨款和作为交换手段的鸦片，到产茶的武夷山区直接与内地茶庄从事交易，以便购买足够的茶叶。”洋行“内地收购”采用预付制，使得钱币的汇兑率变得十分重要，强势的买办在预付茶叶款项时，采用各种方式抬高墨西哥银圆的比值，屡屡刻意压低中国纹银与墨西哥银圆的汇兑率，“使中国茶（福建茶）在世界市场上不能自己经营……甚至可以说英国伦敦和利物浦的茶叶市场，明显地影响中国的茶叶市场”。
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印度、锡兰等地茶业发展所带来的冲击是直接原因。沉重的税负推高了中国茶叶的成本，清廷在茶叶内地运销过程中设置多重关卡征收茶税，“1889年福州的海关报告说，一担工夫茶的包装、运费和捐税支出，几乎相当于它在伦敦的全部销售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洋行从中国向伦敦贩销中国工夫茶，除非压低收购价格，无从获取利润”。相比之下，印度殖民地对出口茶叶不征收任何关税；同时，进入英国市场的印度茶叶又是免税的，而中国茶叶却需要缴纳35%的进口税。双向的高昂税收，使得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更加失去竞争力。应该看到，这种竞争型茶业贸易格局的形成正是西方资本有意为之。只有建立起“茶叶的多国多产结构”，打破中国的生产垄断，英国商人才能够“从亚洲产茶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中实现利润最大化”。
哪怕是在19世纪中后期这一中国茶叶出口的黄金阶段，中国的国际市场份额优势也只是表面现象。外国资本通过把控收购、运输、海外销售等关键节点，将中国茶业深度整合进其主导的全球贸易网络，实质上剥夺了中国对茶叶价格的自主决定权。无论是清廷汲汲于茶税征收导致茶叶成本上升，还是英美茶商对中国茶商的资本压制、印锡茶叶对中国茶叶的市场侵蚀，鉴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现实，在以英帝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导全球贸易的情况下，武夷茶业和福州港的衰落都势所必然。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