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漳州九龙江江东桥西畔溯流北上，依芙蓉峡而立，有一座不显眼的小山，古称焦桐山，后名邺山。邺山北麓临水坡地，如今杂树丛生、人迹寥落，只剩些许断基残痕、摩崖石刻静立山野。世人多见荒芜萧瑟，鲜少知晓：这片看似寻常的山谷溪岸，曾是明末闽南规模最大、规制最严、讲会最盛的文教圣地，是一代旷世大儒、抗清忠臣黄道周传道授业的精神道场。
如今我们所知邺山全境的山水雅号、峡谷名称、三堂堂名，无一不是经由黄道周亲自踏勘、构思而定。从改名邺山，临江峡谷亲题芙蓉峡，再依次拟定与善堂、三近堂、乐性堂三堂名号，命名体系规整统一，理学意蕴深厚，整座书院的格局气韵皆由道周先生一人擘画。
邺山文教体系的营建，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十年筹谋、匠心营构的结果，也是道周先生毕生心血。据黄道周《邺山书院记》自述：“癸酉岁将营兹山，既而不果。癸未抵里，诸友僦舟，复寻兹山。五月十日，实始启疆。”
崇祯六年（1633年），黄道周便看中邺山山水清幽、江流环抱、远离尘嚣，适宜静修讲学，第一次计划在此筑室，因故搁置。此后10年，他始终念及此处，反复斟酌筹划，直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才正式动工营建邺山书院。
书院依山临江布局，设置三大核心堂宇，功能层层递进，形成“立德—修身—论道”的完整治学体系。其一为与善堂，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初五率先落成，专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及朱熹，配祀漳州9位乡贤大儒，是学子入学立心、修德明道的礼仪场所。其二为三近堂，崇祯十七年五月初十落成，堂名取自《中庸》“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是日常讲学、修身践履、师徒课业精进的主要场所。其三为乐性堂，崇祯十七年八月落成，是三堂之中最后完工、规制最为宏阔的主堂，专门用于四方士子大会讲论、义理思辨。黄道周《乐性堂记》概括了书院完整的治学脉络：“诸生至邺山者，计德于与善，征功于三近，从容于乐性。”
书院既成，黄道周专门撰写《邺山讲仪记》，订立整套讲会礼仪、学规戒律、论学流程以及歌诗仪式，升坛、论辩、歌诗都有章可循。整套制度建制齐全、规制森严，完全符合古代高级别书院的标准。
同年五月初九，黄道周在三近堂举办首次讲问大会。“三近”是指学习孔子好学、周公力行、伊尹知耻，努力接近三圣人的意思。邺山书院第一次讲学，由于地处幽远，知道的人不多，来参加的才55人，包括从福州远道而来的福建巡抚张肯堂。
翌日，黄道周在三近堂举办第二次讲问大会，此次与会者较多，有数百人，漳州推官曹广闻讯特地赶来。课后，黄道周留张肯堂和曹广在邺山书院住下来，带他们游历书院附近的山山水水，一路上吟诗唱和。
没想到好景不长，五月二十七，噩耗传到漳州：“李自成已于三月十九日攻陷京师，崇祯帝自缢殉国。”黄道周率诸弟子设崇祯皇帝灵位于邺山书院，“袒发而哭者三日”。八月十九日，邺山书院乐性堂落成，标志着书院全部竣工。九月初二，黄道周举行了第三次讲会，这也是规格最高、礼仪最完备、规模最大的一次讲会，有据可考登堂论学者达404人。
盛会的空前场面，为地方文献所记录。清乾隆版《龙溪县志》载：“黄道周讲学江东……四方学者，环江门而来听者千艘。”清汀漳道单德谟的《重建邺山讲堂记》载：“时当道缙绅、四方人士，环江拱听者，日以千艘。”讲学当日，九龙江江面舟楫连绵，四方学子溯江而至，环江问道，单单来船就有千艘。如此盛况，岂是小小的讲堂所能容纳？邺山书院当年的办学声势与社会号召力，在漳州，在福建，乃至在全国，都十分突出，堪称漳州文教史上极为罕见的讲学盛事。
这次讲会后不久，黄道周就奉召入京，挺身而出，起兵抗清，从容殉国。邺山书院并未就此立刻荒废，弟子涂仲吉恪守师训，隐居邺山守护书院，延续讲学余绪。但邺山地处江东要隘，属于兵家必争之地。明末清初，郑成功多次攻打万松关、江东桥一线，刘国轩也依托江东桥、万松关的地利，与清军反复拉锯交战。连年兵祸，邺山书院屡受战火冲击，房舍逐步损毁，讲学风气日渐消散。清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占据漳州，清军与之在江东桥、万松关一带反复拼杀，邺山遗存再次遭到毁灭性破坏，原有建筑损毁殆尽，仅剩下基址与摩崖石刻留存山野。
如今，芙蓉峡、蓬莱峡等题刻依稀可辨。然而今人说起这个地方，大多径称“邺山讲堂”，“邺山书院”之名反倒鲜有人提及，几近湮没无闻。那么，邺山到底是书院还是讲堂？或许还有人会以为：书院即是讲堂，讲堂便是书院，二者仅为字面之差，并无实质区别。
实则不然。二者之别，绝非称谓小异，而是文教建制的层级鸿沟。书院为中国古代成熟完备的独立文教机构，集讲学、藏书、祀贤、学田、规制、师徒体系于一体，设有固定山长、学规与讲会制度，是古代高层次的民间治学传道场所。而讲堂仅指专门用于授课讲论的厅堂建筑，是书院、官学、寺院内部的单一功能场馆，没有独立办学建制，不具备完整运行体系，也无藏书、祀贤、学田等配套，只是一处讲学用房，并非独立的文教机构。
一言以蔽之：书院是完整办学体系，讲堂是单体建筑空间。书院之内可以设有讲堂，但讲堂本身不能等同于书院。依托黄道周亲笔撰写的《邺山书院记》《与善堂记》《三近堂记》《乐性堂记》《邺山讲仪记》等原始文献，我们可以非常明确：黄道周亲手创建、亲笔定名、全程营建的，是完整的邺山书院。后世所说的“邺山讲堂”，本源只是书院三堂之中“乐性堂”的别称，不能代指整座书院。
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汀漳道单德谟及漳州知府金溶主持重修邺山旧址，本意是接续地方文脉，却放弃“邺山书院”本名，改用“邺山讲堂”，由此埋下数百年名实混淆的隐患。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更名，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权宜变通。第一，这次重修并没有恢复明末书院的完整建制，只是修缮部分基址厅堂，既然没有恢复原书院规制，就不便以“书院”相称；第二，清廷对黄道周的评价十分矛盾，也就不愿过度宣扬；第三，“讲堂”名号低调，能够弱化前朝色彩，规避政治上的敏感，这是当时官方比较稳妥的处理方式。
重修改名之后，请致仕回乡的崇义知县、史官黄宽掌教20年，书院重新焕发生机。相关碑刻则进一步固化了新称谓。道光十八年（1838年），龙溪县立《邺山讲堂严禁砍伐树木告示》碑，官方碑文只针对山林保护，并无书院运营的相关记载，也说明此时不存在完整的书院运行体系。
1982年，龙海县人民政府设立文物保护碑，定名“邺山讲堂摩崖石刻”，再次强化了这一历史性讹称。而站在今天的文史角度审视，这一定名存在明显局限：其一，现存摩崖石刻分布在邺山整个山谷崖壁，包括三堂遗址周边的全域范围，并不局限于乐性堂这一处讲堂；其二，时代已经变迁，今天的文史整理理应尊重原始文献，回归历史本名，不必再沿袭清代的权宜称谓；其三，文保单位定名应当优先遵循历史原生建制，用一座单体建筑的名字代指整个书院遗址，会低估邺山整体的历史层级与文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