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七年(1634年),60岁的冯梦龙从丹徒赴寿宁任知县,编修《寿宁待志》,4年任满退休,回到苏州。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军入关,次年苏州沦陷,冯梦龙离开苏州,辗转浙江、福建,为隆武政权奔走,最终病逝于福建。福建不仅为冯梦龙的政治事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为他的文学事业输送了大量“原材料”。
冯梦龙编创的通俗小说,始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的《新平妖传》,次年《古今小说》问世,最晚在明天启七年(1627年)之前,另有“二言”也渐次成书。这批小说皆由苏州书坊刊行,可以称为“吴本小说”,它们的改编底本多与江南地区有关;在内容与美学格调上,也更具江南文化气质。然而到了崇祯初年,冯梦龙的通俗小说编创却陷入“停滞”,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才完成人生中的最后两部小说《新列国志》与《三教偶拈》。与《新平妖传》及“三言”不同,这两部小说皆同福建深度相关,多据“建本小说”改编而成,故而是福建的文学资源,成了晚年冯梦龙编创通俗小说的重要契机。
《新列国志》与建本小说关系最密,改编自建阳人余邵鱼创作的《列国志传》。这部通俗小说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之前就已由建阳书坊刊行,余象斗的题识言其“重刊数次”,可见风靡。不晚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列国志传》已流入苏州,经龚绍山之手起码翻刻过两次。不过,在余象斗、龚绍山重刊《列国志传》之时,冯梦龙正潜心于戏曲、山歌的编集创作,通俗小说还未得到其关注,因之推测《列国志传》进入冯梦龙的文学视野,应是在其入闽之后。
在福建,冯梦龙最重要的文化工作是编修《寿宁待志》,这有力地展示了他在知识考订、知识调查、知识整合上的卓越才识。《寿宁待志小引》言:“前乎志者有讹焉,后乎志者有阙焉……略旧所存,详旧所阙。”详加考订,附编入《旧志考误》一章,又增《物产》《风俗》《岁时》《虎暴》等章。总之,在“旧志”的基础上改订、增删出一部“新志”,是冯梦龙编修《寿宁待志》的主要策略,这也投射到他的文学创作之中。
政治身份之外,冯梦龙还是名满天下的“春秋”学者。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他于湖北首次刊行《麟经指月》,响动学林。天启、崇祯年间,苏州书坊主叶昆池又多次与之合作,重刊《麟经指月》,新刊《春秋衡库》,后者综集文献、审订条目、汇为一编,尤能显示冯梦龙“春秋”学术的深度与广度,也展现了他对于“列国”知识的精通与谙熟。从寓居福建编修《寿宁待志》,到其研究“春秋”,这些经验很自然地促使冯梦龙的文学视野转向建本小说《列国志传》。
余象斗曾在《列国志传》的序中美言其为“诸史之司南”,不过从余邵鱼的小说创作上看,他的知识结构存在缺陷,《列国志传》难以实现“司南”的知识定位。冯梦龙在《新列国志》的《叙》与《凡例》中举出“人物之颠倒,制度之失考”以及“旧志事多疏漏……率意杜撰”“旧志姓名,率多自造……不考其世”等知识问题。详观《列国志传》,这也的确不是商业竞争中的诋毁之言。
和余邵鱼不同,冯梦龙的知识结构显然是以“列国”知识为中心,他在《新列国志》的《凡例》中提出了改编、重构《列国志传》的两个策略:一是出于文学规律,对历史进行“次第敷演”;二是出于知识秩序,强调其“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考订俱慎”“悉按古制”。冯梦龙《新列国志》对于人物、地点、事件的知识修订,已见散点式的学术考论,言犹未尽,宜再揭之。
一方面,冯梦龙通过置入类型多元的知识还原历史现场。运用军事知识重构战争实况是冯梦龙颇为得意之处,他曾在《凡例》中专列一条论之:古用战车,至晋荀吴败于大卤,始废车崇卒。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始用骑战。旧志……一概用骑,失其实矣……兹编悉按古制,一洗旧套。
晋、赵改制之前的战争描写如韩原之战、泓水之战与城濮之战等,《列国志传》中皆为骑、步兵作战,而《新列国志》则一并改编为战车作战,像城濮之战里的“虎皮蒙马之计”,前者云:“楚马见晋马身盖虎皮……三人马腹相挨。”后者则云:“驾车之马,都用虎皮蒙背,敌马见之,认为真虎,惊惶跳踯,执辔者拿把不住,牵车回走。”这类基于军事知识的文学刻画,使得小说的战争描写显得极具古史之气象而摄人心魄。有趣的是,《新列国志》的插图也曾基于军事知识加以重制。建本、吴本《列国志传》的插图中皆仅出现过骑、步兵,且以二马交争的图式为主,而《新列国志》的插图则已改换为车战,在图像学上映照出复古主义的艺术格调。
地理知识是冯梦龙重构小说的重要支持,既为知识修订所用,也为文学叙事所用。《新列国志》叙述伍子胥营建苏州城时,就据可考的历史文献增补了“八门”的朝向方位与定名原因,使小说呈现出细密的真实感。冯梦龙还会为了迎合文学叙事,而对知识进行改造,如叙述王翦至“锡山”时“掘地得古碑”,见刻“有锡兵,天下争。无锡宁,天下清”十二字,“土人”言近年产锡已少,王翦慨言“天下从此渐宁矣”,遂定“无锡”之名。此事典出陆羽《游惠山寺记》,然而掘碑、锡尽之事原在东汉,冯梦龙将其前置到战国晚期,为六国归一、天下渐宁的结局作足铺垫,也晕染出神秘主义的美学体验。这些桥段皆不见于《列国志传》之中。
另一方面,冯梦龙经过知识的编排、考订构造出多维复合的时间体系,具体表现为纪年的多样化与“列国始末”的闪回式叙述。《列国志传》是单线式的周、秦纪年,政治的权威、法统的继承与历史的迭代感非常强烈。然而《新列国志》的纪年方式却复杂得多:一是单线式的如周纪年、秦纪年与诸侯国纪年,二是周纪年、秦纪年与诸侯国纪年合用,多为双线式,其中第四十九回还出现了周、晋、鲁、齐的四线纪年。
冯梦龙于《新列国志·引首》中认为:“春秋之世,五霸迭兴,借名尊王,其实自专……虽纪在周朝历数之内,全然是列国为政了。”冯梦龙弱化周的权威与秦的法统,从而制造出政治的乱象和历史的悬疑,这与小说中因各种纪年“并峙”而呈现出的支离的时间线形成了和谐的内外统一。在小说的收束阶段,诸侯渐次退场,《列国志传》对于列国灭亡的描写平直而仓促,但《新列国志》却在列国灭亡的时刻回顾了它们的起源、兴盛、衰落与灭亡。
建本的《列国志传》卷首编入知识性资料《列国吞并凡例》,吴本的《列国志传》不用《凡例》,重新撰构了一篇《列国源流总论》,加入大量注释,署为余邵鱼所作,这些副文本与小说正文之间是割裂的。冯梦龙的知识基础比余邵鱼、余象斗、龚绍山更坚牢,《春秋衡库》卷首也曾编入其写定的《列国始末》,内容翔实,考订精密。《新列国志》遂一爬梳《凡例》《总论》,将《列国始末》的相关知识汇入小说的叙事之中。这些客观化的“始末”陈述具有知识话语系统的理性特征,因而在感性的历史叙事里显得更为冷静、克制,像是闪回地穿过了时间的屏障,在茫茫尘埃里回顾了列国的“一生”。
综观之,冯梦龙编著《麟经指月》《春秋衡库》、编修《寿宁待志》时运用的知识性策略,很自然地移植到了《列国志传》的具体编创中,这也暗中改变了《列国志传》的“预设读者”。《列国志传》有普及历史知识的功能,余邵鱼就在序中坦言:“齐民不能悉达经传微辞奥旨,复又改为演义,以便人观览。”冯梦龙“三言”序中的观念与之比较相近。然而到了《新列国志》,冯梦龙在序中预设的读者却在“村夫俗子”之外,强调“缙绅学问”之流,更言“兹编有功于学”,与《列国志传》形成了预设读者圈层的差异。
从《列国志传》到《新列国志》的文学之旅,也反映了从建本小说到吴本小说的历史走向。嘉靖、万历年间,通俗小说的生产中心在建阳,建阳书坊缔造了通俗小说的强势崛起与外向性扩张,深具海洋文化的气质。由建阳书坊推出的《列国志传》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敷演先秦“通史”的长篇小说,筚路蓝缕,意义深远。从万历晚期到天启、崇祯年间,这个中心逐渐移至苏州,是苏州书坊实现了通俗小说的持续精化与内向性洗练。冯梦龙以知识重构的形式将《列国志传》改编为《新列国志》的行为,不仅出于其个人的美学理想,也出于江南文化的美学引导。
总之,建本小说与吴本小说之间并不是坚壁清野的“敌对”关系,而是在互动、互渗与承变过程中形成的竞合关系,这也勾勒了明代通俗小说演化的宏观脉络。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