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很远，桅帆很近。

非洲很远，踏浪相遇。

在人类航海史上，郑和下西洋，无疑是载入史册的伟大壮举。与郑和一起，多次指挥大明庞大船队的闽籍航海家王景弘，也以其杰出的贡献，被世人深深铭记。

王景弘在下西洋中展现出的才能，包括指挥、调度、组织、监制福船、招募水手、外交应变的能力，促使人类有史以来，由政府派遣的最大航海使团，顺利完成了和平外交、文化传播和经贸往来的历史性任务。从那以后，位于东亚的中国，和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的相互了解，显然比过去更加深入，交往也更趋密切。特别是明末之后，随着中国人对海外了解加深，位于华南的福建和广东人，下南洋、闯天下，到更广阔世界谋生发展的意识更加强烈，穷则思变融入世界，成为更自信和自觉的生存之道。

郑和去世后，王景弘独立指挥了第八次下西洋航海活动。放在世界大历史的视角看，明初中国政府主导的八下西洋，拓展了从远东到西太平洋、印度洋各国各地区的海上通道，提升了人类海上往来联系能力，加深了亚非人民之间的感情，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文化交流，揭开了大航海和全球化的序幕。在下西洋开启87年后的1492年，葡萄牙的哥伦布才完成了横跨大西洋发现美洲大陆的航行；117年后的1522年，西班牙的麦哲伦，才历经三年，实现跨越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环球航行，证明地球是圆的。

王景弘在下西洋中的作为，是古代闽人智慧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在世界航海史和海洋经略史上，福建和福建人，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闽海何泱泱，涛声连五洲。数千年来，生于闽海边长于闽海边的闽人，不为群山所困，一代代毅然把目光投向大海，投向辽阔的世界，把世界作为实现人生梦想的大舞台。在遥远的闽越土著时期，闽人就驾驭独木舟，劈波斩浪，驶向南太平洋群岛，接受热带风雨的洗礼；在秦汉，中原汉人就驰舟于闽东的三都澳，是以三都澳曾有秦澳之称，太姥山下有秦屿古镇；在三国，孙吴政权派人到霞浦创建温麻船屯，其遗址就是时代楷模孙丽美的故乡沙江古县村，这里也成为闽东行政建制的初始；在唐朝，因晋人南迁而繁荣的泉州港，异军突起，跻身为中国四大贸易港；在宋元，泉州港更加富盛，与东洋西洋贸易往来达到顶点，泉州被称为刺桐港，是与埃及亚历山大齐名的东方第一大港，公元1330年和1337年，元代最伟大的航海家汪大渊，正是从刺桐港出发，两次跨海越洋抵达亚非欧220个国家和地区，留下航海经典著作《岛夷志略》，比更早出版的《诸番志》，记述更为详备；明清时期，九龙江入海口的漳州月港，紧扣全球化浪潮，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鸦片战争后，闭关自赏的晚清帝国被动打开国门，但来自闽海边的福州人林则徐，主动开阔视野，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晚清首任福建船政大臣、林则徐女婿沈葆桢，弘扬则徐放眼看世界的精神，兴办马尾造船厂，雇洋人为顾问和教席，造船造枪造炮，培育海军将才，造就著名思想家严复、陈季同，海军名将邓世昌、萨镇冰、振威将军叶祖珪，筑路先驱詹天佑、造船总督魏瀚，中国航空之父巴玉藻、波音首任总工程师王助等等；抗战时期，以陈嘉庚为领袖的南洋闽籍华侨华人，不忘祖国，捐资出力，为抗战胜利作出自己的贡献。改革开放后，福建领风气之先，成为与世界联系最密切的外向型省份之一……

古彦曰：闽在海中。闽人困于山是一只虫，冲出山坳，飞向万里海洋，就成为气势磅礴之龙。福建封闭则衰，开放则兴。回眸福建发展史，无不证明福建的发展之道，在于向海而兴，向海图强。福建人的经济实力，海洋基因，福建广布全球的1580万侨胞，加上海洋历史的积淀，使福建有充分的理由，充分的优势，参与未来世界的竞争。

近现代以来，每每国际大变局之际，总是那些向海抢抓机遇的国家和地区，赢得跨越发展的先机。明代平息倭寇之乱后，关闭国门，国运渐趋衰落。而同时期的欧洲列强，则乘文艺复兴之风和大航海开启的新气象，纷纷向海发展，成就强国之梦。这种反差告诉我们，海洋是我们巨大的优势，这个优势发挥不好，就可能落后挨打。发挥好了，则强国梦终成真。

海风吹梦到远方，海浪载舟去远航。海水筑梦，海波有情，闽人之光，永远闪耀海洋。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时代，我省作为海丝核心区，更应厚植海洋情怀，承袭历代闽人先进分子的智慧，精心经略蓝色疆域，构建福建高质量发展的新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