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地自古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声誉，历代俊贤辈出，皆以实践儒家“福德观”为要旨，传续经世致用之学术传统。许多世家大族无不重视家风传承，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即强调诗书传家，以求福荫后代。

福州是闽省藏书重镇，私家藏书、寺观藏书、书院藏书的历史名扬远近。藏书事业不同于一般文化，它不仅仅是一个“专业”、一种文化现象或一段小众历史，它代表的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状态。历代士人通过藏书以饱览经卷，提升境界，此读书过程即为增福之本。

清代文学家张潮在《幽梦影》中写有一段很精辟的话：“有工夫读书，谓之福；有力量济人，谓之福；有学问著述，谓之福；无是非到耳，谓之福；有多闻直谅之友，谓之福。”这是关于读书是福的经典论述。历代许多文人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发出读书是福的言论。如福州文人林宾日有联句云：“清茶淡饭布衣裳，那些福老夫享了。”文人清闲时多与书籍为伴，故知其中也潜藏着有闲读书是福的理论。近现代海军将领陈季良笔下的题花厅联也直白地写出有闲读书为福：“竹里静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

清代著名学者梁章钜，有“一代福人”之称。清王叔兰贺梁章钜七十寿联云：“二十举乡，三十登第……七十归田，须知此后逍遥，一代福人多暇日。”梁章钜喜读书、勤著述、好藏书，一生共著诗文近70种，藏书多达10余万卷。陈寿祺是经学大师，林则徐更是将他的藏书楼比作“琅嬛福地”，有诗云：“入室崔儦五万编，琅嬛福地地行仙。”（林则徐《云左山房诗抄》卷二）而龚易图大通楼、乌石山房藏书更是号称当年闽省之最，直与清末江南“皕宋楼”“铁琴铜剑楼”“八千卷嘉惠堂”媲美。龚易图将藏书作为传家之福，交代说：“舍此他无术可嘻，贫儿骤富便成痴。”将藏书事业看作比封侯拜相还要重要。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深存大爱，肯将自家藏书面向社会开放，在其环碧轩大通楼上，曾有一联云:“藏书岂为儿孙计，有志都教馆阁登。”在图书馆事业未发达以前，此实为造福社会的举措。20世纪50年代，龚氏家族代表还将“大通楼”藏书15000余卷、4000余册捐献给福建省图书馆，以福惠更多读书人。

福建自古文风兴盛，此文教之福多赖于藏书事业。由宋迄清，我省著名藏书家与藏书楼还有：莆田方氏藏书楼、吴与书室、郑樵夹漈草堂、陈第世善堂、谢肇淛小草斋，等等。古代学人认为拥有藏书才是读书人完满的生命状态，正如清人张金吾所说：“藏书者，诵读之资，学问之本也。”据相关统计，仅宋代福建藏书家就有107人，明清两代更是书楼林立，藏书家辈出。

藏书事业生动诠释了中华福文化的内涵。为读书而藏书，是学人共同理想，也是这批群体的养福之资、致福之路、造福之进阶。他们潜心书事，在藏书、读书的过程中乐享清福，同时通过读书以求经世致用，为社会谋求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