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山李阳冰摩崖石刻原在华严岩旁，20世纪70年代被毁，1982年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按馆存拓片重镌于石林景区清泠台右上侧，南向。摩崖石刻文为：“般若台。大唐大历七年（772年），著作郎兼监察御史李贡造。李阳冰书。住持僧惠摄。”

《乌石山志》载：“住持僧惠摄楷书五字，乃重修李篆时所勒。”这一处“唐刻”，“应该是福州诸摩崖石刻中遗存最早的名人笔迹”（黄荣春《福州摩崖石刻》增订本）。

“书法”“唐代”，这四个字联系起来很容易让人想到几位书法名家，如颜真卿、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孙过庭、张旭、怀素……相对于楷书和草书两种字体而言，篆书在当时却是相对静默的。这种书体在秦汉以后已经走向没落，人们对篆书日渐生疏。至初唐时，篆书早已远离日常实用，在当年“书法圈”中也不是主流。宋朱长文《续书断》说：“历两汉、魏晋至隋唐，逾千载，学书者唯真草是攻，穷英撷华，浮功相尚，而曾不省其根本，由是篆学中废。”

虽然篆书仍存续在一些载体中，比方说碑额，且贞观以后“明书科”学生留意《说文解字》《字林》等著作，当时也不乏精研文字者，但其所留意并不关注篆书笔法，而字学一门情况亦不乐观。这样的现象至李阳冰后始为一变，“致使秦代篆体至中唐而复兴”，这是他对唐代书法发展的贡献。

李阳冰当年精研字学，“诚愿刻石作篆，备书六经，立于明堂，为不刊之典，号曰《大唐石经》,使万代之后,无所损益，仰圣朝之鸿烈，法高代之盛事”。（祝嘉《书学史》）。此精勤态度，也是后者效法的榜样。

关于李阳冰对篆书的见解，《墨薮》载李阳冰《论篆》云：“常痛孔壁遗文，汲冢旧简，年代浸远，谬误滋多，蔡中郎以豊同豐，李丞相持束为柬，亦鱼鲁一惑，泾渭同流，学者相承，靡所迁复，每一念至，未尝不废食雪泣，揽笔长叹焉。天将未丧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他将“得篆籀之宗旨”理解作“未丧斯文”，即是以“篆籀”作为“文化传统”象征。

乌山上这段摩崖石刻，后人皆对之评价甚高。有一种说法是“般若台铭”与处州《新驿记》、缙云《城隍庙记》、丽水《忘归台铭》并称天下四绝；清周亮工誉其为“人间至宝”；近代康有为也推崇道：“篆书大者唯少温《般若台》，体近咫尺，骨气遒正，精采冲融，允为楷则。”

对之赋诗发表感受、赞叹者更代不乏人。曹学佺《华严院观李阳冰篆刻》诗云：“当涂称四绝，岩顶迹萧疏。虽勒唐人笔，实为秦代书。完全无斧凿，密尔有禅居。珍重山灵意，宁愁藓剥余。”

黄任钟爱碑版金石、摩崖文字，留下诗歌多篇，其《李阳冰般若台篆字歌》文笔跌宕，首先描摹这段摩崖石刻整体气势，用华丽辞藻极力铺陈，接着以简练的语言描写了“石鼓文”“岣嵝碑”“峄山碑”“之罘山秦篆遗文”、六国文字及史籀、李斯、许慎这些在书法发展进程上的重要人物。他高度肯定李阳冰篆书成就，认为其代表作《三坟记》重于鼎彝，更叹息李氏书帖难以求购。进而描摹其石刻文字，将李阳冰的“玉箸篆”比作缠绕纠结之虬龙。又论其笔画如“折钗股”一般，给人坚韧有力的感觉。更用虞世南“恒手画肚”典故来表达自己对李氏篆书心摹手追、犹恐不及的心情。

观李阳冰书作，可见其书风采，也印证了一句话：“唐三百年以篆称者，唯公独步。”

研究中国书法史，李阳冰是绕不开的人物。学习书法者，其书作也很值得临习。但关于这段摩崖石刻的来历，文字所存不多。郭柏苍《乌石山志》云：“昔有沙门持《般若经》于此不释手，因名。唐大历七年，李贡造台，李阳冰篆记……镌岩上。”这道出了命名“般若台”的原因。但李阳冰可能并没有来过福州，梁章钜《退庵金石书画·跋》载：“李阳冰足迹未至福州，此殆从他处所书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