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山李阳冰摩崖石刻原在华严岩旁,20世纪70年代被毁,1982年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按馆存拓片重镌于石林景区清泠台右上侧,南向。摩崖石刻文为:“般若台。大唐大历七年(772年),著作郎兼监察御史李贡造。李阳冰书。住持僧惠摄。”
《乌石山志》载:“住持僧惠摄楷书五字,乃重修李篆时所勒。”这一处“唐刻”,“应该是福州诸摩崖石刻中遗存最早的名人笔迹”(黄荣春《福州摩崖石刻》增订本)。
“书法”“唐代”,这四个字联系起来很容易让人想到几位书法名家,如颜真卿、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孙过庭、张旭、怀素……相对于楷书和草书两种字体而言,篆书在当时却是相对静默的。这种书体在秦汉以后已经走向没落,人们对篆书日渐生疏。至初唐时,篆书早已远离日常实用,在当年“书法圈”中也不是主流。宋朱长文《续书断》说:“历两汉、魏晋至隋唐,逾千载,学书者唯真草是攻,穷英撷华,浮功相尚,而曾不省其根本,由是篆学中废。”
虽然篆书仍存续在一些载体中,比方说碑额,且贞观以后“明书科”学生留意《说文解字》《字林》等著作,当时也不乏精研文字者,但其所留意并不关注篆书笔法,而字学一门情况亦不乐观。这样的现象至李阳冰后始为一变,“致使秦代篆体至中唐而复兴”,这是他对唐代书法发展的贡献。
李阳冰当年精研字学,“诚愿刻石作篆,备书六经,立于明堂,为不刊之典,号曰《大唐石经》,使万代之后,无所损益,仰圣朝之鸿烈,法高代之盛事”。(祝嘉《书学史》)。此精勤态度,也是后者效法的榜样。
关于李阳冰对篆书的见解,《墨薮》载李阳冰《论篆》云:“常痛孔壁遗文,汲冢旧简,年代浸远,谬误滋多,蔡中郎以豊同豐,李丞相持束为柬,亦鱼鲁一惑,泾渭同流,学者相承,靡所迁复,每一念至,未尝不废食雪泣,揽笔长叹焉。天将未丧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他将“得篆籀之宗旨”理解作“未丧斯文”,即是以“篆籀”作为“文化传统”象征。
乌山上这段摩崖石刻,后人皆对之评价甚高。有一种说法是“般若台铭”与处州《新驿记》、缙云《城隍庙记》、丽水《忘归台铭》并称天下四绝;清周亮工誉其为“人间至宝”;近代康有为也推崇道:“篆书大者唯少温《般若台》,体近咫尺,骨气遒正,精采冲融,允为楷则。”
对之赋诗发表感受、赞叹者更代不乏人。曹学佺《华严院观李阳冰篆刻》诗云:“当涂称四绝,岩顶迹萧疏。虽勒唐人笔,实为秦代书。完全无斧凿,密尔有禅居。珍重山灵意,宁愁藓剥余。”
黄任钟爱碑版金石、摩崖文字,留下诗歌多篇,其《李阳冰般若台篆字歌》文笔跌宕,首先描摹这段摩崖石刻整体气势,用华丽辞藻极力铺陈,接着以简练的语言描写了“石鼓文”“岣嵝碑”“峄山碑”“之罘山秦篆遗文”、六国文字及史籀、李斯、许慎这些在书法发展进程上的重要人物。他高度肯定李阳冰篆书成就,认为其代表作《三坟记》重于鼎彝,更叹息李氏书帖难以求购。进而描摹其石刻文字,将李阳冰的“玉箸篆”比作缠绕纠结之虬龙。又论其笔画如“折钗股”一般,给人坚韧有力的感觉。更用虞世南“恒手画肚”典故来表达自己对李氏篆书心摹手追、犹恐不及的心情。
观李阳冰书作,可见其书风采,也印证了一句话:“唐三百年以篆称者,唯公独步。”
研究中国书法史,李阳冰是绕不开的人物。学习书法者,其书作也很值得临习。但关于这段摩崖石刻的来历,文字所存不多。郭柏苍《乌石山志》云:“昔有沙门持《般若经》于此不释手,因名。唐大历七年,李贡造台,李阳冰篆记……镌岩上。”这道出了命名“般若台”的原因。但李阳冰可能并没有来过福州,梁章钜《退庵金石书画·跋》载:“李阳冰足迹未至福州,此殆从他处所书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