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回忆：苏维埃运动时期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办有大小报刊34种，其中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青年团中央机关报《青年实话》、红军机关报《红星》等在群众中影响巨大，深受百姓喜欢。
而据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中介绍，“《斗争》在江西苏区每期至少要销27100份，《红色中华》45000份以上，《青年实话》28000份，《红星》17300份”。
当时中央苏区范围不大且以农村为主，为何红色报刊却能如此热销？
20世纪30年代的中央苏区地处经济落后的偏远山区，当地的农民群众很难有学习受教育的机会。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后，毛泽东便专门指派他的老师徐特立负责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在党和苏区政府的重视下，各地县、区委都专门召开大会讨论文化教育的问题。1931年6月，中共汀连县委通过决议案，决定普遍举行识字运动，建立读报组，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水平，要求各校进行教员登记，开设教员训练班，培训师资。1931年10月，中共杭武县第一区委召开党员大会，要求各乡劳动学校、夜学、俱乐部、阅报社、识字牌要迅速建立起来。
1933年，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通过决议案，指出“对俱乐部、工农剧社、读报班、识字班、列宁小学校、工农补读夜校、宣传鼓动队等宣传教育机关的组织，已建立的要立刻健全扩大起来，未建立的要迅速普遍建立”。
虽然当时中央苏区物资极度匮乏，且面临着极其困难的反“围剿”斗争，但党和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组织专人编写识字课本，动员群众把祠堂改造成教室，把神龛、门板拆下来当课桌……在人民群众中掀起了一股识字热潮。红色报刊的出现是苏区开展识字运动的产物，而其热销又是识字运动高涨的结果。
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全面宣传我党的正确主张，同时也满足苏区人民对文化知识的渴求，红色报刊作为宣传鼓动、普及文化的利器在苏区得到广泛使用。
1929年8月7日，中共福建省委对闽西的宣传工作作出强调：“在闽西斗争区域应设法创办一小日报，登载群众斗争的情绪，拥护苏维埃的热烈表现，尽量地分送到闽西斗争区域内及设法用邮政寄送到全省各地去……可先用石印出版，每日出一小张也好，只要经常出版。此外，各县各区也要尽量办壁报、新闻报，近期出版，分送各地。画报是一件很好的宣传工具，尤其是适合于向内地一般不识字的农民妇女宣传。”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闽西上杭县主持召开“古田会议”，会上专门讨论了为根据地兴办革命报刊、红军游击队报刊等内容。此后，红军应规定出版《时事简报》，内容主要是报道国际国内政治消息、游击地区群众斗争情形和红军工作情形，一般每周一张，手抄壁报形式，也有的是油印小报。
随后，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机关报刊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如闽西苏区的《火山》《锋芒》《浪花》、中共福建省委的《布尔什维克生活》《政治通讯》《烈火》《红旗》《斧头与镰刀》、鄂豫皖苏区的《工农报》、湘赣苏区的《湘赣红旗》、湘鄂赣苏区的《工农会》、红三军团的《红军日报》、红一军团的《战士报》。据统计，仅湘鄂西苏区便有红色报刊20多种，闽西苏区还建立“书报社”“读报社”等。
193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再次作出了《关于党报的决议》，明确以后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扩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有力的工具，成为群众的组织者。
报刊为苏区人民所喜欢，更取决于报刊的形式和内容。由于当时苏区受到敌人封锁而信息闭塞，加上群众文化知识水平有限，报刊一般都开辟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的专栏，向老百姓传播国际国内的革命形势、党的政策方针路线、马克思主义等。比如总发行所和印刷所设在闽西长汀县的《青年实话》，主要撰稿人都是当时党内的理论名家如顾作霖、陆定一、张闻天、张爱萍、曾镜冰等，他们能运用灵活短小的版面、言简意赅的内容、图文并茂的形式，向苏区人民进行宣传和报道。张爱萍的《发展赤色体育运动，加紧少先队的教育工作》仅250多个字，萧华的《加紧政治动员消灭开小差的现象》仅120余字，便把事情和问题写得透彻明白。
通过画报进行宣传报道是当时苏区报刊的主要形式。比如，收藏在建宁县革命纪念馆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少共国际师画报》便是《青年实话》副刊的画报。画报以12幅画面并配有文字说明和一首歌曲的连环画形式，介绍了苏区少年踊跃参加少共国际师的生动场面，父母、妻子动员亲人参加少共国际师的动人情景，少共国际师的战士开展练兵和文娱活动等情况，以生动、活泼的画面讲述极具思想教育性的事件，反映了少共国际师成立的意义。
报刊亦十分重视宣传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苏区政策，并通过“读者来信”等专栏听取意见。比如1932年《红色中华》第20期就刊登了一则“法令解释”，其内容是临时中央政府内务处专门回复上杭县才溪区苏维埃政府的一封关于红军信件免费寄递政策咨询的来信。各个报刊更多的是关于苏区的土地政策、农田灌溉、鼓励参军、学校教育等老百姓日常所关注话题的报道。比如谢翰文刊登在《红色中华》的《我对分田中几点意见》一文就是他在广泛调查基础上形成的一篇报告，再如《瑞金白露乡陂水问题》等报道则是关注到老百姓田间耕种等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这样一来，苏区报刊因为时刻把人民的需求装在心中，就越来越受到百姓的欢迎。
面对敌人的信息封锁，报刊也注重报道国际国内革命局势。《红色中华》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便发表了《东三省已成日本殖民地：积极移民排除华人，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等文章对东北的局势进行报道。更多的报刊集中宣传了各革命根据地红军在对敌斗争中取得的胜利，鼓舞了苏区人民参加革命的士气。苏区报刊成为当地民众了解外部的重要窗口。
中央苏区报刊的热销，还得益于在当地形成了一条印刷、发行、投递完整的链条。1927年早在南昌起义部队陆续抵达长汀时，长汀毛钟铭创办的毛铭新印刷所就开始为革命军队印刷大量的宣传材料。1930年，古田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最早也是由该印刷所印刷出版。
1931年春，在闽西苏维埃政府的帮助下，以毛铭新印刷所为基础创办了中央苏区最早的一家红色出版发行机构闽西列宁书局，是中央苏区持续经营时间最久、运行模式较为成熟的出版发行机构。书局为了解决资金紧张的困难，在创办初期同时发行了“闽西列宁书局股票”。股票为“面额壹元”的彩色票面，正面上方印有马克思和列宁头像，两侧各配一把镰刀斧头和红旗图案，中间部分印有“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发展无产阶级的文化教育运动”。股票上还印有编号、收执人的姓名与地址以及书局主任的盖章等。这也是当时闽西苏区报刊印刷发行业较为成熟的重要表现。同时以毛铭新印刷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还有临时中央政府印刷厂、中革军委印刷厂、财政部印刷厂等，这些印刷厂共承印《红旗报》《战线报》《闽西红旗》《红色福建》《红色闽赣》等红色报刊17种，总发行量达20余万份。
针对报刊发行的“最后一公里”——邮局投递，中央苏区也作了统一明确的规定。早期“新闻报纸，重4两以内的贴邮票半分，重6两以内的贴邮票1分，重8两以内的贴邮票2分，重14两以内的贴邮票5分，重1斤的贴邮票6分，超过1斤，每重4两加贴邮票半分，如就地投递，则按其重量减半付费”，报刊投递资费比普通邮件、书籍印刷物等便宜一半以上。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发出了一则《关于红报寄递条约继续履行六个月、红报通讯挂号和普通快减费寄递问题》的通知，决定继续执行“红报寄递不贴邮票，照斤两给费的条约”的优惠政策。
为了更好地发行、投递报纸，中央苏区的各出版发行单位还在各地专门成立了推销代派处、代售处、叫卖队；公开收费标准，明码标价，在报刊上公布推销费折扣规定；对代售处推行适当的奖励政策，比如中共闽粤赣特别为扩大机关报《红旗》的发行，规定“代售处负责推销《红旗》至十份者另赠《红旗》一份；三十份以上者（除每十份赠一份外）加赠一份；五十份以上者加赠二份；一百份以上者加赠五份”。
叫卖队一般由当地群众担任，沿街推销书报，一律按比例折扣提取一定的劳务费。在1933年7月《青年实话》第2卷上用特大号字刊发陈丕显号召广大读者都来参加《青年实话》发行工作的文章。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中央苏区还有一批尽职尽责、不怕牺牲的邮递发行人。1934年2月9日，赤水县邮局递信员赖近连路遇土匪，幸得县政治保卫队解救，但他却没有一点动摇，将失落的书信报刊邮件全部收集，转身跑回局内，继续投递。邮政局则在《赤邮通讯》上刊文号召大家都来学习他这种不怕牺牲的精神。
（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