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幅摩崖石刻于近年相继被发现，一幅“挂瓢”，一幅“洗耳”，勒于武夷山幔亭峰东麓临近的两块横斜大石上。

幔亭峰横欹在大王峰北侧，两峰山麓相连。“幔亭”是武夷先民对“仙凡混合”的一次具体想象。在幔亭峰与大王峰山脚，是连绵成片的武夷宫建筑群，武夷宫的前身即为道教名山巨构，北宋九大名观之一的冲佑观。冲佑观约始于唐天宝年间，盛极于宋，辉煌延续至元，在明代几经兴衰，直到清代随道教逐渐衰微而废。“挂瓢”“洗耳”美赞的对象——江沖一，正是冲佑观的道士。两幅摩崖分别为八百年前南宋官员方岳、赵以夫书写题刻。

“挂瓢”“洗耳”皆用许由典。许由何许人？许由是庄子《逍遥游》里的圣人形象，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以“不做有名无实之事”为由拒绝尧的禅让，不问功名，甘为隐士。

许由隐居在箕山一带，生活至简。人见其手捧喝水，送其一只水瓢，饮水后的瓢挂在树上，被风吹得乒乓作响，让许由心烦，于是许由把瓢取下扔掉。尧派使者传禅让天下于许由之言，许由觉得此语脏了耳朵，临河洗耳。“挂瓢”“洗耳”由是成为这位上古时代高雅清节之士的标签，也成为后世赞誉隐士志行高洁、不羡荣禄、隐居山林的雅赠。几千年后的武夷山，方岳、赵以夫分别书“挂瓢”“洗耳”赠与道士江沖一，其中的故事，可以凭借目前获得的蛛丝马迹进行一点合理的推演。

宋翁合《赠冲佑观江羽士》诗中有“道士江沖一，新诗有集刊”之句；宝祐二年（1254年）闰六月廿三日，福建漕运使饶虎臣怀着赈灾后的轻松心情，携家眷游武夷山，并在大藏峰摩崖记游，在随行者中也有“道士江沖一”。

史志专家对江沖一的身份有一推测：这一期间主持武夷山冲佑观的是江师隆，故“江沖一”可能是江师隆。清董天工《武夷山志》记江师隆：“号三白，建阳人。本儒家子，风仪秀拔……”绍定二年（1229年），江师隆主持大修冲佑观，并上书请加武夷君及十三仙封号，嘉熙二年（1238年）诏准。

从交叉重叠的时间轨迹看，此种推论成立的可能性大。无论江沖一是不是江师隆，一个基本信息可得出：江沖一是南宋武夷山冲佑观道士，富文采，有名声。

方岳、赵以夫皆为南宋进士，有文才，先后各地为官。二人都曾治邵武军。邵武紧邻武夷山，由邵武来登临武夷，与冲佑观江沖一往来，该是如走后花园般方便。那么，背景相似、经历相同、宦海里沉浮的两人，在某个寻常的日子起意游武夷，寻得冲佑观道人江沖一，共赏景论道、怀古谈今；经历一番洗眼、洗耳、洗心，脱去尘俗，感天地人合一，甚觉飘然中送出“挂瓢”“洗耳”的美赞。一切，就都在情理之中了。

儒释道三家并行、交错、融合发展，为中国的文人士子提供一种幸运和更多可能，他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外部环境有利时可“进”，实现“家天下”的抱负，遭遇挫折阻挠时可“退”，寓情山水安顿身心。自南朝顾野王在山中讲学始，儒学在武夷山中传播，唐代佛、道传入武夷，儒释道由是相互渗透融合，共同发展繁荣于武夷名山千载，深厚的文化加上大美山水风光，使武夷山成为文人士子安顿身心灵的绝佳去处。由饶虎臣领衔、有道士江沖一随行的那场武夷畅游，即是武夷儒释道交互往来、交流融合的绝佳印证。饶虎臣于四曲大藏峰摩崖记此次游：宝祐二年闰六月廿三日,宛陵饶虎臣归自闽漕,携家来游。是日也，溪风吹雨，山云漏晴,朝往暮回，总有奇趣。从予者豫章虞希伯，广信郑会，建安蔡公亮、李演，道士江沖一，僧至惠。子钵自淮右沿檄来侍。

饶虎臣是钦命的闽省漕运大臣，随他畅游武夷的，不仅有鸿儒（包括朱熹高徒蔡元定的曾孙蔡公亮），还有著名道士江沖一和高僧至惠，俨然一幅儒释道偕游武夷、乐山乐水的生动画面。武夷山作为佛道名山、道南理窟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山水为人文提供养料，人文反哺山水，武夷山因而人文荟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成为文化高地，并由此辐射出强大向心力。中国哲学发展至宋，儒学吸纳释道精华形成新儒学（理学），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生活近50年的地方正是武夷山，一众儒家士子集聚武夷，至此隐居修道，游酢、杨时等都曾是“山中客”。他们在山中修身传道、著述讲学、吟咏题刻，留下许多文化遗存。作为众多文化遗存中的一隅，“挂瓢”“洗耳”藏于武夷万壑千崖上的小小印记，体现不为外物所役，修心问道的亦儒、亦佛、亦道的哲思和追求，折射出武夷山作为文人士子在朝堂闹市与山水田园之间进退的载体功能，亦复现了武夷山儒释道三家过从甚密、相互交融的历史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