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謇，字仲詹，别署苦竹溪民。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举，清宣统元年（1909年）考入京师大学堂，攻读经书左传门。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余謇遂改读中国文学门，毕业后回江西任教。1927年起，余先生受聘为厦门大学教授，历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文学院代理院长等职。余先生长于声韵、文字学，古典文学造诣甚深，诗词、戏曲皆有所长。

厦大师生对于这位教授的印象如何呢？“他来厦门大学文学系任教恰在鲁迅先生离去之后。1938年我在长汀初次见到他时，他才五十几岁，鬓发斑白，老态龙钟，看上去很像现在的七十许人。校里同事都称他作‘余老先生’，这不仅仅因为他年龄大，实际还带点尊敬之意。他容貌奇伟，很有威仪，谈吐举止，全合规范，总的说来，给人以庄严肃穆的印象。”这是郑朝宗教授《是智者，也是仁人志士——忆余老》一文中的回忆。

著名文学家施蛰存先生在其《寄怀余仲詹先生厦门大学》一诗中追忆道：“颇忆余夫子，萧萧鬓发苍。四年陪杖履，一别遂参商。问难倾边笥，说诗哄鼎堂。小知轻腐鼠，绝学守公羊。燕雀乱横宇，朋徒失旧章。斯文天未丧，端赖示周行。”郑朝宗先生说：“（余老）口才极好，又善于措辞，讲起书来，从容不迫，使每一句话都落入听者心中。此外，他还能从戏曲表演中吸取一些有用的东西，如声调、眼神、手势等等，以弥补言语之所不及。这些合起来，使他的教学效果压倒群伦。”林寒生教授在《古音学说述略》中还提到：余謇暨周辨明教授的高足、语言学家黄典诚教授在给自己的研究生上课时，屡屡提及余老在国学与小学方面的渊博学问，并无限钦敬地称他是“全校上课最好的老师”。

如此博学之人，却是一点架子都没有。据郑朝宗先生讲，余老从不拒绝上门求教者，总是耐心地解答一切。他自谦文采不足，很少拿自己的作品示人，但对别人的创作，倘其中真有些精彩之处，便大加称赞，有时还锦上添花，替来人润色。可是，他也不随便讨人欢喜，郑教授曾眼见有人沾沾自喜地拿诗稿请他“教正”，他看过之后说几句客套话，然后用严肃的口气委婉地指出其中有待推敲之处。在这个场合，余老表现了“和而不同”的儒者态度。

余老给人的印象似是位不苟言笑的老学究。不过，郑朝宗教授的一段回忆却揭示了他幽默的一面：“他不认识鲁迅先生，但对鲁迅的为人很感兴趣。他说鲁迅善作青白眼，惯以青眼对待朋友，而以白眼对待自己所不喜欢的人。有一次学校总务处长来看他，他躺在床上不动，眼睛望着帐顶，总务处长恭恭敬敬地站在床边问话，他除了几声‘嗯，嗯’之外，不予搭理，总务处长看到的始终只是他的眼白。这故事自然是听来的，但经他的粲花妙舌一描摹，仿佛是来自亲眼目击。在我所见的鲁迅轶事中，这一则似乎还未被收入记载。”

余老教书几十年，足迹不出校园，对国家大事却极为关心。1933年初，厦大有三人投笔从戎，毅然奔赴抗日前线。余謇先生以一首《满江红·闻厦门大学学生三人北上投义勇军感赋》为其送行：“大敌当前，要如许头颅何用？……鹭江畔，黉宫耸。有年少，三人共，驾长风直上，怒涛汹涌。不向元戎求妙算，甘从义旅填荒冢……”至今读来，铿锵之气犹贯穿其间！

抗战时期，他在长汀组织了一个诗钟会，每星期举行一次。余老常于文人的这种游戏里抒发情志。他所作的两联，郑教授印象深刻：“孤臣有泪持龙节，降将何心抚大刀。”“细调鱼子为龙醢，漫煮匏瓜作大烹。”据郑教授解析，那时正处于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一蹶不振，有些士卒孤军苦战，有些将领腼颜投敌，第一联说的就是此事；上句用的是苏武的典，下句用的是李陵的典，珠联璧合，十分工巧。那时国民党政治腐败，物价飞腾，人民生活极其艰苦，第二联说的就是此事。作者采取谐谑手法讽刺时政，效果加倍显著。

余謇临终时嘱咐家人把所有的文稿全都赠送给厦大，对教育的赤诚之心、对厦大的深爱之情日月可鉴。对于这位老同事，郑朝宗先生的评价是“生前无赫赫之名，死后不久又逐渐默默无闻，但我相信他的影响会永存在他的朋友和学生们心里，并且通过他们而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

（作者为民盟厦门市委思明区文化支部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