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贸易战与逆全球化思潮相互交织，如何推动海洋文化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已成为亟待解答的时代命题。此时，《福建海洋精神概论》为我们打破对明清“闭关”的刻板印象、挖掘历史中的通商智慧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部系统论述福建海洋精神的专题著作，以清晰的历史脉络纵向贯穿唐末至当代，聚焦海洋贸易、航海技术、海洋开发等实践，更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文化基因，提炼出福建以海而生的生存智慧、向海图强的奋斗精神、海纳百川的包容胸襟以及兼容并蓄的融合特质，立体呈现出兼具地域特色与时代价值的海洋精神内核，为我们理解福建海洋文明打开全景视角，更为我们探究历史、观照当下提供文化支撑。
提及明清，“闭关锁国”似乎已成了固化标签，但史实却呈现出另一幅万国通商的别样图景。明代中叶，两大因素直接推动东亚海上贸易走向繁荣：一方面，葡萄牙等欧洲殖民主义者东来，在东南亚建立贸易据点，将欧洲市场对东方丝绸、瓷器的需求带入东亚贸易圈；另一方面，日本“石见银山”银矿的开发，为其积累了充足的对外贸易资本，使得日本市场对海外商品的需求急剧增加。当时，中国商船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的商船纷纷在日本贸易中展开角逐。明末环球贸易中，马尼拉至美洲、葡萄牙从中国澳门至印度及欧洲的航线备受关注，但就贸易规模而言，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始终居于首位。
借助这部著作回望常被误解为“封闭时代”的明清时期，其开放实践所蕴含的历史经验，或许能为深化对中华文明与海洋文化的思考提供线索。
明朝初年实施海禁政策，其核心目的是防范倭寇侵扰，并非断绝所有海外往来。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沿海局势稳定，禁令逐渐松动。此时，大批福建商人冲破限制，自行造船出海，远航至东南亚各国开展贸易活动，福建也由此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的重要起始点。清朝初年颁布的“海禁”与“南洋禁令”，实则是为遏制沿海反清势力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待台湾收复、敌对势力清除后，朝廷迅速调整政策，开放民间对外贸易。
福建凭借毗邻东亚、东南亚的地理优势，成为商船云集的贸易枢纽，进一步印证了明清时期“禁”与“放”的动态平衡，所谓“闭关”，更多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临时举措，而非贯穿始终的基本国策。
日本贸易政策的演变，从侧面印证了明清时期贸易的开放程度。安土桃山时代至德川幕府初期，日本港口对外国商船全面开放，但大量进口商品致使白银外流，贸易逆差加剧。后来，由于葡萄牙支持日本天主教徒暴动，日本才逐步断绝与天主教国家的贸易，不过始终未切断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明清时期，中国商人，尤其是福建漳州、泉州商人，与荷兰商人成为日本贸易的主要伙伴，中国商品在日本市场是刚需，即便日本随后出台了限制进口、鼓励本土生产的法令，也无法撼动中国商品如砂糖、药材、织物、手工艺品等的地位。
17、18世纪，东亚贸易商品结构的转变，进一步凸显了明清通商的活力。这一时期，地域性强、难以“国产化”的商品成为贸易主流，其中各类药材最为典型，受自然环境与栽培技术制约，不同地区的药材功效差异显著，无法被完全替代，因此，药材由此取代丝绸，成为中国输往朝鲜、日本的大宗商品。
贸易的繁荣不仅带动商品流动，更推动了人员的迁徙与文化传播，大批中国商人、水手在日本定居，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华侨华人社区。中国的佛教、道教及妈祖、关公等民间信仰随之得以传播。隐元和尚应邀赴日后，不仅创建黄檗山禅宗，改变了日本禅宗的格局，还带去了先进的文化与生产技术，在建筑、绘画、雕刻、饮食等领域留下了深远影响，日本将这一文化交流成果称为“黄檗文化”。此外，科技、医学书籍以及儒家经典不断传入日本，朱子学因契合统治阶级需求和民众的认知，得到了德川幕府的大力推崇，至今仍对日本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文化交融的痕迹，正是明清时期万国通商繁荣最为生动的注脚。
在明清贸易的繁荣图景中，福建无疑是一个亮眼的存在。福建是明清万国通商的重要枢纽与文明纽带。
从经济转型的角度来看，福建的海外贸易直接推动了全域经济的繁荣。沿海通商的兴盛，首先刺激了山区经济发展。除传统外销的丝绸、瓷器、白糖之外，纸张、木材、茶叶、笋干、香菇等商品的市场需求大幅增长，促使福建手工业实现全面升级。制纸业、榨糖业因销量庞大，甚至出现了具有现代企业雏形的经营模式，成为当时手工业发展的一大亮点，改变了福建传统的经济格局。
清统一台湾后，福建与台湾的贸易往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台湾既是新兴的商品生产基地，为福建输送粮食、蔗糖、水果等农产品，缓解了福建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又是极具潜力的消费市场，福建输出的漳泉棉布、漳州丝线、永春葛布及书籍、文具等商品，在台湾广受欢迎。这种互补性贸易，不仅推动了福建手工业进一步发展，更使两岸在经济上形成了紧密的联结。
福建对东亚、东南亚的贸易与文化影响，更凸显了其在万国通商中的枢纽地位。就日本而言，通过与福建的贸易，荔枝、龙眼、柑橘、药材、番薯等作物得以引入日本，部分作物甚至发展为地方特产，如萨摩荔枝、高州甘薯，大大促进了日本农业技术和知识的进步。
对东南亚而言，大量福建移民的垦殖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注入关键动力，福建移民相较于西方人，更适应热带环境；相较于当地居民，更具吃苦耐劳精神，从而与欧洲殖民者形成了互利平衡的关系。在福建移民的推动下，东南亚的金融、商业和工业迅速发展，华人经济不仅带动了东南亚诸国的繁荣，更吸引了更多闽粤百姓“下南洋”谋生，南洋汇款也成为福建地方经济的重要收入来源。
在文化层面，福建更是文明互鉴的重要载体。福建移民将闽南话、妈祖与保生大帝信仰，以及婚丧嫁娶习俗带到了台湾。闽剧、梨园戏、高甲戏等艺术形式在台湾落地生根，最终孕育出了台湾本土的歌仔戏。在东南亚，福建的民间习俗、生活方式、建筑风格和服装式样通过华侨得到了广泛传播。这些文化交流的成果，既是福建参与万国通商的直接成果，更证明了贸易并非仅仅是单纯的商品交换，而是涵盖经济、文化、社会等全方位的开放互动。
重新审视明清贸易史，我们不难发现，殖民时代欧洲人眼中的东亚具有“封闭性”“自给自足”的印象，实际上是一种片面主观想象。明清时期，中国在多数阶段推行的是动态调整、务实开放的贸易政策，其万国通商的繁荣实践，不仅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与文明交融，更塑造了中国海洋文化“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核心特质。这一特质，既不同于传统认知中的“闭关保守”，更有别于西方殖民主义的“掠夺式扩张”，为当代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当今的改革开放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对海洋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延续。福建作为历史上万国通商的重要枢纽，如今仍以友好合作践行者、文明互鉴推动者的身份，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重要作用。站在人类文明交融的新起点，我们更应当从明清通商史中汲取经验。商品输出与贸易往来是文化传播的基石，当商业活动搭建起沟通桥梁，艺术、思想、信仰等精神层面的交流对话，才真正为文化传播注入灵魂。唯有让物质载体与精神共鸣同频共振，不同文明才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超越差异，在深度对话中实现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