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长河中，先秦时期的廉洁思想犹如源头活水，孕育了后世廉政实践的基本范式。从《尚书》的“明刑弼教”到《楚辞》的“廉洁修身”，从《周礼》的“六廉考吏”到《韩非子》的“法不阿贵”，这些思想不仅塑造了古代士大夫的精神品格，更成为维系社会公序良俗的重要纽带。其蕴含的“辞利守义”“节欲惠民”“公正勤能”等核心理念，为后世廉政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
先秦时期的“廉”并非孤立存在的道德概念，而是融入“道—德—义”的思想体系中，形成了从价值本源到行为准则的完整逻辑。道家以“道”为宇宙万物的根本法则，主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认为廉洁的本质是回归自然本真的状态，将“寡欲”视为“廉”的前提，这种思想影响了后世对“不妄取”“不贪求”的操守要求。儒家则以“德”为核心，强调“行道有得”的入世精神。周公强调“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敬德保民”，将“德”与治国理政紧密结合。孔子进一步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认为官吏廉洁是政治清明的基础。孟子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惠民之廉”提供了理论依据。
《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确立了“义”的优先性。子罕“以不贪为宝”的典故，生动诠释了“义”的取舍标准。宋人献玉时言“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则答“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通过“宝”的隐喻，将“廉”从物质层面的克制升华为精神层面的坚守。这种以“义”制“利”的思想，成为后世官员“拒贿辞利”的精神源头。
先秦廉洁文化不仅依赖道德自觉，更通过“礼”的教化与“法”的惩戒形成制度约束。
“礼”是社会秩序的总纲，为“廉”提供了具体的行为框架。周公制礼作乐，将“廉”的要求融入日常仪轨中，强调“克己复礼”。《周礼》记载周朝以“六廉”为标准考核官吏，这是廉政制度建设的雏形。“廉善”要求品行端正，“廉能”考核工作才能，“廉敬”要求有敬畏之心，“廉正”就是要做到公平公正，“廉法”是依法办事，“廉辨”是能辨别是非曲直。
“法”则以强制力捍卫廉洁底线，形成刚性约束。《左传·昭公十四年》记载：“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夏朝“墨罪”是针对贪官的专项罪名，开启依法治贪的先河。商朝“制官刑，儆于有位”，以刑罚警示官员不得“殉于货色”（《尚书·伊训》）。西周《吕刑》细化“五过之疵”的惩处，规定官员因徇私枉法需“其罪惟均”，与罪犯同罚，彰显“法不阿贵”的原则。春秋战国时期，法家进一步强化“法”的作用。管仲提出“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将“廉”纳入国家生存的支柱，主张“禁淫止暴，莫如刑”（《管子·明法解》）。韩非则强调“明主治吏不治民”，通过明确权责、重刑惩戒，使官吏“不得不廉”。
先秦廉洁典故通过具体行为，展现了“廉”从个人修养到公共治理的丰富内涵，形成了可效仿、可传承的实践范式。
辞利之廉的核心是“不受非义之财”，包括主动拒贿、辞让应得、退还既得三种形态。公仪休嗜鱼却拒贿的故事（《淮南子·道应训》）极具代表性。“公仪休相鲁，而嗜鱼，一国献鱼，公仪子不受”，其理由是“夫唯嗜鱼，故弗受。夫受鱼而免于相，虽嗜鱼，不能自给鱼；毋受鱼而不免于相，则能长自给鱼”，用朴素的利益计算，说透了“清廉是长远之利”的道理。介之推“不言禄”（《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则展现了对“应得之利”的谦让。晋重耳返国后封赏从亡者，介之推拒言功劳、不受俸禄，痛斥“贪天之功为己有”，展现了对名禄之欲的超越。
节欲之廉强调内在欲望的调控，表现为“俭而有度”“利众为先”两重境界。季文子“相三君矣，而无私积”“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左传·襄公五年》），有人质疑其节俭过度时，他直言“吾亦愿之，然吾观国人，其父兄之食粗而衣恶者犹多矣，吾是以不敢”（《国语·鲁语上》），将个人节俭与民众疾苦相连。晏子“节用裕民”更将“节欲”扩展至社会治理，主张“薄于身而厚于民，约于身而广于世”（《晏子春秋》），通过“省刑薄赋”实现“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礼记·大学》）的治理效果。
公正之廉的核心是“去私存公”，贯穿规则制定、执行与监督全过程。祁奚荐贤“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左传·襄公三年》），推荐仇人解狐、儿子祁午、下属羊舌赤，彰显了“唯才是举、公私分明”的用人准则；齐威王“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打破“誉者未必功，毁者未必过”的误区，靠实绩定奖惩。
勤能之廉是廉政的核心，通过勤政与能政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大禹居外治水，《史记・夏本纪》载其“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用夙夜匪懈诠释如何勤政。商鞅立木为信（《史记·商君列传》），子产治郑使“道不拾遗”（《史记·循吏列传》），以治理实效彰显“善智”之能政。晏子仆御因妻劝谏而“自抑损”，终获举荐（《晏子春秋·内篇杂上》），齐桓公好紫而管仲劝止（《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明廉政需上行下效。这些典故揭示，真正的廉洁不止于“不贪”，更在于将操守转化为治理效能，这对当代建设“廉而有为”“廉能合一”的干部队伍极具启示意义。
这些智慧穿越千年，仍在昭示廉洁从来不是孤立的操守，而是“为民”的初心、“去私”的担当、“有为”的底色。传承这份精神遗产，让清廉之风融入治理实践，方能为今日的政治生态注入持久活力。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