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不仅是沟通工具，更是地域历史、经济生产、生活方式乃至群体心理的活态载体。福建方言以其复杂的语言面貌和鲜明的地域特殊性而闻名遐迩，呈现出“十里不同音”的独特格局。福建方言的多样性，也折射出福建文化在特定自然与历史条件下所孕育出的独特气质——既有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兼具海洋文明的开放精神。
李如龙所著的《福建方言与文化》一书，作为《福建方言》的增订版本，不仅系统收录了丰富的方言材料，更将其多年来深入田野调查、潜心研究过程中的思考与发现进行系统梳理。该书力图通过福建方言这一语言窗口，探析其背后蕴藏的福建地方历史文化信息，从而为理解福建社会的形成与变迁提供一条由语词进入人心的独特路径。
语言研究必先溯源。本书开篇即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为读者清晰地勾勒出福建各方言形成与固定的动态演变脉络。关于福建方言的源头，作者提出了一个关键观点：早在中原汉人大规模入闽之前，福建地区的语言基底并非空白，而是由古闽越语、古吴语、古楚语等多源交融、层叠覆盖所构成的。福建原住民的活动可向上追溯至先秦两汉时期，《周礼》中将福建地区称为“七闽”，《周礼注疏》云：“闽，蛮之别也，《国语》曰：‘闽，芈蛮矣。’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国数也。”现代的闽南话中，闽、蛮仍同音。随着三国时期孙吴政权的确立，大量汉化了的吴越人南下入闽，同时也带来了古楚语和古吴语。有些很有特色的吴、楚方言词在现今的江浙和湘赣一带方言中都已失传，却还能够在福建方言中找到印证。例如福州话中“一”在词语搭配时多发音为“蜀”。从东晋到唐末，随着中原汉人三次入闽，福建地区的主要方言——闽方言，包括闽北方言、闽南方言和闽东方言逐渐定型。
作者根据地方志和族谱考据提出“闽北方言是福建境内最早形成的方言”，是源于东晋南朝梁侯景之乱后小批量的汉人从江浙等地继续向南移动，最后定居在闽北地区，此为汉人的第一次南下。汉人第二次南下的高潮，是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后，黄河流域居民辗转流入福建现今泉州、漳州等地，为闽南方言的定型提供了基础。至于莆仙方言，作者认为是从宋以后分化出来，当时应和闽南方言无明显差别。至唐代末期，王潮、王审知兄弟从河南光州起义，率中原部众进兵福州，后平定建州和汀州等地。王氏兄弟在闽执政期间，大批中原乡民南下依附，主要定居在福州一带。这第三次汉人南下，作者认为是闽东方言形成的重要时间节点。除了闽方言外，作者还详细介绍了客家人迁徙入闽对闽西、闽北客赣方言形成的影响，以及福建地区历史上其他零星移民后形成的小方言区。由此可见，方言的演变历程本身就是一部鲜活的历史实践记录。作为一种“语言活化石”，方言研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逆向推导视角，能够为诸多重要的历史节点提供有力的旁证与补充。
方言的形成，从历时角度看，关联着深厚的历史演变；从共时层面看，则与地域发展、社会变迁、民族交融等横向因素交织一体。在本书中，作者提到“方言是民族语言的地域变体”，指出福建不同地区的方言是其所在地域文化类型的集中体现；反之，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也会深刻烙印在方言之中，从而塑造出该方言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二者呈现出一种深层互动、彼此定义的关系。为了印证这一观点，作者首先从方言区的内部关系、方言接触，以及方言的运用与演变等多个维度出发，系统考察了福建方言所对应的文化类型，并最终归纳出五组关键类型：单纯型与驳杂型、向心型与离心型、扩展型与收缩型、活跃型与萎缩型、稳固型与变异型。为使理论框架落地，作者进一步以福建几个特色显著、边界清晰的方言区（例如闽东方言区、莆仙方言区、闽南方言区等）为典型个案，进行了具象化的学理阐释。此外，作者基于对福建省内数个地域文化特征显著区域的深入调查，结合“方言区”的概念划分，提炼并归纳出“江城文化”“海洋文化”“青山文化”及“移垦文化”这四种富有创见的类型模式，为福建方言与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与思路。以闽东方言区为例，作者将其地域文化特征归纳为“江城文化”。福州地区人民自古聚集在闽江下游，依托这条母亲河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得益于省会的政治和地理优势，其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规模在福建也位居前列。正因如此，除战乱时期外，福州百姓生活安定，逐渐形成了注重安稳、眷恋故土的群体性格。这在福州方言的谚语中有着生动体现，例如“本山牛食本山草”等，都反映了留恋本土、不慕远行的价值取向。在闽南、莆仙等方言区，由于农耕条件相对不足，当地民众很早就开始沿海岸线向南迁徙，并逐渐发展起造船、建港与对外贸易活动。在这一扬帆出海、开拓事业的过程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思想观念和“海洋文化”，而这些文化特质也在当地方言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例如流行最广的闽南谚语“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等。作者也提到，在闽东方言区的福清、长乐一带，闽西客话区的永定侨乡一带也具有海洋文化特点，故在研究方言区的地域文化类型时，还需要注重将同类文化模式联系起来探讨。
语料是方言研究的坚实根基。在《福建方言与文化》中，作者援引的语料极为丰富，既包含系统的方言语音、词汇、语法材料，也广泛涵盖了方志、古诗、谚语、童谣等多元文本，这些语料为本书的理论阐释提供了多维度、强有力的印证，其论证过程资料翔实、旁征博引、归纳严谨。在方言词语方面，作者用了两个完整章节，考察福建方言词语和福建地区经济、文化、生活观念之间的联系。其中，福建方言中的“番”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宋元时期，随着造船、航运与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福建人已经开始远赴东南亚谋生，并由此引进了多种域外农作物及种植栽培技术。这些外来作物在方言名称中多被冠以一个“番”字，红薯在福建多地方言中称为“番薯”，花生在闽西客家称为“番豆”，出洋谋生的人称为“番客”，外文称为“番仔字”等等，记录了福建先民认识海洋、走向海外的历史进程，侧面体现了福建方言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之一。
在福建方言研究领域，无论是方言本体，还是与之相关的民俗歌谣、小说、戏曲、方志史料等方面，此前均已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李如龙将福建方言与福建文化紧密结合，以独特视角引领读者从方言入手，深入理解福建的历史脉络和地域文化。让福建本土乃至全球华侨华人中的福建方言使用者，都能深刻认识到自身方言所承载的文化底蕴及独特价值，进而增强对福建方言和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作者单位：福建医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