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的余潜士，还在呼着登上逾千级宋代题刻石阶的粗气，又一次于水帘洞旁的石室摊开了《近思录》。名山室的山风裹着泉声漫过书页，程朱义理与流云古松相融，这位清代“闽道学之宗”，自此与永阳山水缔结精神契约，此后半世纪，同安岩岫泉石成了他涵养性灵的砚田，也温柔补偿了他未竟的远游梦。

余潜士，永泰县同安镇人。他的游踪称不上“壮游”。他曾在信中坦陈：“每欲蹑陈一斋、徐霞客之游踪，历览天下名山胜概。”陈第赴台剿倭著《东番记》，徐霞客踏遍九州，皆曾点燃他的少年意气。可命运给予他的是“寒微孤苦”的出身、“屡试不第”的科场，六十岁才中举人，最远行旅不过进京赶考的沿途一瞥。他怅叹“武夷山水之胜，久萦梦想”，却终未踏上去闽北的路，仅与友登过鼓山、于山，那些“游览”更像文人雅集的点缀，非真正山河叩访。

这份遗憾，恰在永阳山水间得偿。他谈及家乡满是自豪：“吾郡多佳山水，永阳僻处西南隅，幽胜奇崛之境，游屐探之不能尽。”当天下名山只能览志神游，他便沉心摩挲故土。方广岩飞泉、方壶岩洞壑、姬岩奇峰，在他笔下皆是带着历史温度的老友。他记得王翰在方壶岩的题刻，念着曹学佺在姬岩的留诗，前贤成了他与山水对话的中介，让游览从观瞻变为跨时空的精神往来。

永阳胜景中，高盖山是他生命的印记。二十岁独居于名山室的四年，晨钟催卷，暮鼓伴思，梵唱与泉声成了研读理学的背景音。后赴鳌峰书院，读《静思篇》入神时，竟见高盖山紫气漫窗；他写信给妻兄，称那段“书卷经云润，岩泉入梦清”的时光“仿佛游仙之梦”，成了颠簸人生的精神锚点。正如他在《高盖山记游》中所写：“天下有至乐之境，身处之几若相忘。及事过境迁，辄系思不能置。”此山早已是他灵魂的原乡。

若说高盖山藏着青春，姬岩便载着追思。因妻为白云人，他探亲必绕路登姬岩，到了“寤寐不忘”的地步。他站在黄文焕“鬟翠楼”旧址前，看云海摇荡、疏梅凝露，读懂了“风埃多岁月，眼界旧乾坤”。黄文焕入狱著书的坚韧，与他屡试不第仍治学的执着，在云雾中呼应。

同安则是他最熟悉的日常。生于古称“辅弼”的西山乡，樟板老家门前，他手植的朴树亭亭如盖，“务本堂”千卷藏书是精神粮仓。他在此写《山居杂咏》，“一片青山阅古今”见淡然，“陶然一卷南窗下”把清贫过成诗。偶尔他沿山径去芹草洋，踏碎石攀行，闻鸡犬声见炊烟，听农人操着辅弼口音话家常，终懂“此中得深趣”藏在烟火日常里。

他亦爱寻访同安名人故迹。官田里鄢正畿故居是常去之地，这位南明志士的气节，让他心潮难平。站在遗像前，他读懂“身沦草泽龙方蛰，志逼云霄剑有铠”。这些先贤如山野灯盏，照亮他的读书路，也让游览添了厚重底色。

余潜士曾言：“古人涵养静修，未尝不得力于山水之中。”于他，游览不是猎奇，而是与天地精神往来。虽未如徐霞客“历览天下”，却在永阳方寸间把山水读成大书——高盖山教他沉静，姬岩教他旷达，同安烟火教他通透，先贤故事教他坚守。这些感悟浸润性灵，融入理学思想，助他成为“理学东南重镇”。

道光三十年（1850年），六十七岁的余潜士最后一次登高盖山。彼时他已中举人，距特赐进士仅一年。站在石阶顶端，看紫气漫峰、岩泉吟唱，忆起年少时，他终悟：游览的意义不在走多远，而在看得多深；人生视野不在见多少风景，而在能否于故土读出天地人心。

次年余潜士辞世，《耕村全集》中那些写永阳山水的诗文，满是对一泉一石的深情。后世读之，会想起这位未远游的理学家，如何将同安山水酿成生命之酒，更懂游览的另一种可能：心中有丘壑，眼前寻常景致皆是天地盛宴。而他与永阳山水的故事，早已化作文脉，藏在同安岩岫间，待后人读懂“山水铸心”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