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的海，漫延至天际。这里是出航处，也是入港处，1000多年来，不知送迎过多少行船人。

这是后渚码头的岸上，一方文物保护石碑的表面被风雨打磨得光滑温润，正面阴刻“马可·波罗出航处”七个大字，背面则镌刻着元代“前至元”年间马可·波罗护送元朝公主科克清前往伊利汗国（古波斯）完婚，由后渚古码头启碇出航的史实。碑文上的科克清，有的史料写作阔阔真，不过是蒙古语人名音译不同而已。

高高的石碑引人启迪：后渚古码头所承载的历史重量，值得驻足凝视。

目之所及的这座古港，并非孤立的存在，它的过往显得无比厚重。广义的古泉州港，包含“三湾十二港”，从泉州湾、围头湾到深沪湾，12座港口如珍珠般串联起泉州的海岸线。

风很轻，不肯安逸的大海，即使波澜细微，也念念不忘展示自己的生命力。

因为海，马可·波罗与泉州结缘。眼前的海，让我联想起这位中世纪旅行家。马可·波罗出生在水城威尼斯，元至元八年（1271年），17岁的他怀揣着对东方世界的无限好奇与向往，跟随父亲与叔父踏上了前往元帝国的漫漫长路。他们穿过无垠的原野，跋涉茫茫的沙漠，历经四个寒暑，终于抵达上都（今内蒙古境内）。忽必烈大汗对远方来客赏识备至，不仅携他们一同返回大都（今北京），更赐封了官职。17载光阴倏忽而过，眼见父亲与叔父日渐苍老，马可·波罗心中那股“叶落归根”的念头愈发浓烈。

世事总在不经意间巧合——恰逢元朝公主要远嫁伊利汗国（古波斯）国王，忽必烈大汗便将护送的重任托付给马可·波罗，还许诺他们完成使命后便可回威尼斯。熟悉水性的马可·波罗力主走海路，而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就这样与他撞了个满怀。

1290年的春天，寒梅吐蕊，马可·波罗一行护送公主离开京师，昼行夜宿到了福建，闽地的风土人情在他心中刻下了深刻印记。这趟旅程自始至终都萦绕着蔚蓝的底色。多年后，他凭记忆口述了《福州王国及其首府福州》《侯官城》《刺桐港与德化城》等见闻，经由鲁思梯谦整理，最终编成《马可·波罗游记》，这些文字如一扇窗扉，向西方世界展开了彼时中国福建的鲜活图景。

马可·波罗一行抵达泉州已是1290年夏天，此时，刺桐树的花期已过，但树干依然挺直而立。一座城，必有一棵代表性的树。泉州以刺桐为市树，是有典故的：五代时期，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对海贸经济格外倚重，他不遗余力地推动与海外的交往，甚至特意从域外引植刺桐树，而且环绕泉州城栽种。每逢刺桐花开，殷红的花朵缀满枝头，成为泉州最鲜明的标识，“刺桐城”的雅称也由此传遍四海。

在梁生智译本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这位远道而来的旅行家留下了对刺桐城的生动描摹：从福州出发，行至第五日晚，便抵达那宏伟美丽的刺桐城。其沿海的港口里，船舶往来如织，载满各式商品；这里是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超乎想象。

马可·波罗将刺桐港与德化城的游历写入同一章节。对于德化瓷器的制作工艺，这位伟大的旅行家观察得格外细致，询问得极为认真，甚至连“八个瓷杯价格相当一个威尼斯银币”这样的细节，都被他牢牢记住，写入游记里。

马可·波罗的描述绝非夸张。元初，世祖特意委派蒲寿庚主持泉州市舶司，成功延续了南宋时期泉州海洋经济的良好态势，让刺桐港的繁华得以持续。

依托着对外友好的传统，元代的泉州曾创下与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纪录。“涨海声中万国商”“市井十洲人”的鲜活景象，推动泉州的海外贸易达到了历史鼎盛。彼时的泉州还曾经被设为行省，成为七闽的都会，几次招谕诸国蕃商的重大活动，都从这里扬帆起航。

泉州的字典里，永远少不了一个“海”字，这里向海而生，亦向海而兴。早在唐朝，它便与广州、扬州等港齐名，同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门户。至宋朝，泉州更是一跃成为世界瞩目的大都市，成为外国商人心中向往的人间乐园。彼时的街巷间，殷实之家比比皆是，处处涌动着富庶的气息与蓬勃的活力。史书记载清晰可证，南宋时期的刺桐港，吞吐量已超越国内诸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赢得“东方第一大港”盛誉。

马可·波罗一行600余人，在泉州休整一段时间，等到适合出航的季风活跃节令，带着忽必烈馈赠的厚礼，乘着浩浩荡荡的船队从后渚港启航。此时的马可·波罗百感交集：17年前随父亲踏入元大都时，怎会料到自己会以护送者的身份，将一位元朝公主送往万里之外的古波斯？眼前，披着纱巾的公主身影轻晃，发间那串缀着珍珠的链饰，随海浪颠簸的弧度，竟与他初到泉州时见到的刺桐叶坠落的轨迹有些相似。

甲板被潮雾打湿，走在前面的波斯使者踩着木板，发出细碎的声响。马可·波罗忽然想起大都雪夜里的暖炉，想起市集上卖糖画的小贩吆喝声，还有泉州港无数商船桅杆织成的比威尼斯运河更密的网。而此刻，这些都要被身后渐渐缩小的海岸线一并收走了。此时，他说不清怀揣的是对过往的眷恋，还是对未知的期待。

几声尖厉‌的鸥鸣，惊断我的思绪。站在出航处，脚下的碧波向远方延伸，与蓝天的边际相接，融为难以区分的整体。风起了，海浪正亢奋地冲击堤岸，石堤则奋力抵挡着，击碎那如鳞甲般的浪涛，溅起片片雪白的飞沫。那震耳欲聋的涛声，让人真切感受到大海蕴藏的磅礴力量。

刺桐港的涛声里，藏着跨越时空的相遇。马可·波罗从后渚古港扬帆离去50多年后，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踏着海浪而来，将泉州视作叩响中国的第一扇门。在他的笔下，这座“巨大城市”闪耀着别样的光芒——此地织就的锦缎以“刺桐”为名，而那座港口更是“世界大港之一”。他细数港内景象：百艘“艟克”静泊，那是他对三帆至十帆大船的称呼，无数小船则如星辰散落，每一片帆影都在诉述泉州造船的底气。

泉州的这份底气，早已写在北宋的海风里。诗人谢履的《泉南歌》道尽缘由：“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处辟。”土地的贫瘠挡不住生息的脚步，幸而“州南有海浩无穷”，于是年年造舟，劈波斩浪驶向异域万里。造船通海，不是无奈的选择，而是泉州人写给大海的诗，也是它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密码——每一根船骨都刻写爱拼敢赢的执着，每一片船帆都载着文明驶向远方。

伊本·白图泰不会料到，在他离开这座“花园城”的第十年，刺桐城会因为“至正义兵之乱”而陷入战火。元末时期，藩氏家族招募一批外国商人、水手组成的“义兵”，作为保护“海上贸易”武装力量。此举暗藏不安定的因子，至正十七年（1357年），这支羽翼渐丰的“义兵”竟割据泉州，与元廷分庭抗礼，双方兵刃相向长达10年。连绵的烽烟淹没了往日浓厚的商业烟火气，外国商船纷纷绕道而行，本地货船也不敢轻易出航。尤其到了明清，“海禁”政策无情地切断泉州的经济命脉。曾经独占400年鳌头的刺桐港，渐渐地沉沦衰落，最终退出世界大港的序列。

海风掠过码头，巨型吊车的长臂在蓝天下划出流畅的弧线，将集装箱轻轻安放。如今，后渚港作为货运码头的功能已被渐渐淡化，不久的将来，这里将蜕变为国际游艇港。当海风横吹而过，拍岸而响的浪涛仿佛在告诉人们这座“世遗之城”正在续写与海共生的新一页。

站在这古韵流淌的出航处，总能获得一些灵感：曾经沉寂的古港，正在重新驶入经济发展的快航道。在为古港新生欣喜时，更应铭记它那段辉煌的海上文明史——那是属于海洋的壮阔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