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岳父是乡间的文化人。屋里挂着松了弦的琵琶和二胡，桌上摆着毛笔和石砚，那砚台总像是新磨过墨的。墙是土坯的，却常年漾着墨香。这双满是厚茧的老手，既能持乐器弹拨出串串音符，又能悬笔书写地道的颜体字。他这一辈子，活脱脱像屋后那棵老榕树，枝叶纷披，须条直垂，骨子里却硬朗得很。

少时，我家开着面线坊。常随父亲去马甲一带叫卖，用面线换些小麦或薯干。每回路过他家，总能见着他老两口。因岳母与我同姓，那时只晓得叫“祝姑”“老姑丈”，不承想，后来竟成了我的岳母、岳父。妻是老幺，生得晚。小时候，每家每户的粥总是稀溜溜的，他们一家十口，她总也吃不饱，身子单薄。好在时兴瘦俏，我乐得娶个佳人归。

成亲那日，岳母抹着泪说：“把女儿交给你啦。”那时妻二十出头，刚出校门不久，在娘家少做农活，我家活计重，父母难免要唠叨几句。她回娘家诉苦，岳父总不言语，只听岳母说：“狗屎藤缠你家桂花树，头发数根给你们了！可要好生疼惜！”我家与妻的娘家隔着一座山。20世纪80年代中期，自行车还是稀罕物，出行要走路。曲曲弯弯的山路，傍晚时分行人稀疏，老岳父总要送到岭头郭上，看着小女儿走远才返身。

我们成亲时，岳父母二老都已六十开外了。可他们闲不住，还在种地。逢着休息日，妻回娘家，我也跟着，找寻到他们干活的薯地，帮着使些力气。岳父眯着眼看我干活，黝黑里透红的脸庞上露着笑意。日头斜了，收拾了两担甘薯。我年轻气盛，把多出来的都叠在自己筐里。他瞅着说路远，你读书人，肩头嫩。我不听，挑起就走，起初还好，越走越沉。他在后头跟着，我咬紧牙关硬撑。实在熬不住，放下担子喘息。他弯腰拎起我筐里的甘薯往自己担上叠，嘱咐我慢点，自己前走，三跨两步就过了狭长的稻野田埂。

老岳父这人，最是明白事理。他读过私塾，字写得方正。几乎全村里的红白喜事、孩儿满月周岁、春节对联，都来求字，他全是免费，有时墨和笔都是自家买的。特别是春节期间，时常忙到除夕。他这一写，乐此不疲数十年。他在生产队当委员，该得的补贴从不多拿，还常提醒别人注意，惹得有些人躲着他。五个闺女，结姻乡下，家家农活，老岳父都帮过。

年纪大了，我们接他来换换空气，他最多住一晚。常说：“有孝女儿路上摇，无孝儿媳三顿烧。”岳母走后，他无聊时在儿女家轮流住了几日，终究还是回了老屋。过了八十，时常在家抄抄写写，如用钢笔默写《增广贤文》，装订成册送给儿女们。那字，是可以当字帖的。晚年他不爱动，却活到九十三。每次我们带儿子去，他总笑呵呵地喊“马彪”，将小外孙疼得跟什么似的。耳朵背了，我们就用笔谈。给他零用钱，他总要推让半天，说我们用处多。临走时，必送到埕口，站在那儿一直挥手。

那年开春的一个午后，他照例去歇晌。自己掖紧被子，放下透明的蚊帐。外间有人喝茶，也没听见动静。到晚饭时，妻子二哥进去一看，已经没气了，身子还是软的。他就这样安详地走了。

如今老屋还在，八仙桌、笔墨纸砚都原样摆着。据说，大集体那些年，妻子家最是热闹。唱南音的，喝茶聊天的，总要聚到深夜。妻记得总要不停地烧水。那个大腹茶壶，壶口都磨缺了，上面的花鸟也模糊了。每次去二哥家，我们总要在院里转转。老榕树斜遮着院子，木棍顶的五间门换了，存粮的木楼也拆了。望着上了锁的老屋，忽然鼻子酸酸的。物是人非，可老岳父那份温厚，却永远地留下来了。他这个人啊，把一辈子的柔情都藏在这几平方米的老屋里，把满腔的热忱都洒在故园的每一个角落中。他的爱，不声不响的，却在年复一年里，把福气写满了我们安逸的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