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朱熹曾说过“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因此，人们常常认为朱子理学要求灭除人所有的欲望，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首先，朱熹曾明确指出欲望是不可能根除的。程颐曾说：“公则一，私则万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洒扫应对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因为本末不能分为两段事，所以不能将内外隔绝，更不能将所有的外在全部否定，落入宗教式的与世隔绝。朱子则强调：“苟规规于外诱之除，将见灭于东而生于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顾其端无穷，不可得而除也。”正是因为本末不可分离，内外不能隔绝，人的欲望是会随着不可消除的外诱而不断产生的，根本不可能根除。因此，简单地将“灭人欲”理解为根除人的欲望，是不符合朱子原意的。
其次，公并不代表天理，公与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互相融合的。朱熹说：“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将公便唤作仁。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只为公则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强调真正的公是外界的物和我共同作为关照的对象，有公无私或有私无公都不是符合“仁”之定义的天理。
为此，朱熹从源头处分析了私与公：“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顺吾理者，则亦末如之何矣。”可见，私来源于天理，私与公并不是对立的关系。
孟子也曾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正是因为有对自家老人和孩子的爱，所以才能由己及人地将爱推至别人家的老人和孩子，私是推至公的基础。也正因为私与公同源，所以“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因此，对私的考虑非但不能妨害天理，还能在了解私的基础上成就天理。
可朱熹为什么又有“灭人欲”的提法呢？其实，所谓“灭人欲”的提法出自朱熹学生记录朱熹话语的《朱子语类》，这应当是朱熹在此之前已对学生强调“人欲”内涵前提下仓促并不严谨的口头语。在亲笔写的《近思录》中，朱熹的说法是“上达反（返）天理，下达循人欲”。也就是说，朱熹反对的是放纵人欲，而不是要求“灭人欲”。那么，朱熹为什么如此激烈地反对放纵人欲呢？
首先，放纵人欲如同纵火，最终只能造成毁人灭己的结果。人欲其实也属于情的一种，在《礼记》中情包含“喜、怒、哀、乐、爱、恶、欲”七种，欲只是其中一种。朱子对情的特点也作过深刻的分析。他说：“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其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也就是说，人的欲望与喜、怒、哀、乐、爱、恶一样都是在接触现实中必然形成的。问题在于“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也就是情的特点如同火，虽然必不可少但又容易因炽烈而失控。因此，情需要得到自然天理的把握和控制。朱熹说：“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七情虽然必不可少，但又各有遮蔽自然天理的倾向，特别是因七情而产生自私算计之心就如同纵火，其结果不仅损害天理，最终也会造成自我的焚毁。
其次，放纵人欲会影响人自身发挥理性应对现实的能力。朱熹说：“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今以恶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也。”这里的“智”正是指为了成就小我而破坏大我的算计之心。朱熹指出，人们若产生了自私的算计之心，就会将私与外界分隔开来，如此私不仅不能流通到公，更会失去内在的本性自然，从而逐渐失去理性。朱熹还指出，人们一旦自私，又希望理性应对外界，这就如同拿着镜子的反面想要镜子照出真相的愚蠢行径。自私的算计正是既破坏天理也损害自己内在理性，与真正的理性确实是背道而驰。
孟子曾从理想化的角度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朱熹则明确地指出：“设使人无秉彝之良心，而但又利害之私情，则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将不顾礼义而为之矣。”若无良心的前提，在利害和私情前，人们其实都会选择舍义取生的私。因此，与其强调“灭人欲”，不如注重“存天理”。朱熹说：“内重则可以胜外之轻，得深则可见诱之小。”“质美者明得尽，查滓便浑化，却与天地同体。”正是因为在内心中深刻了解到天理的自在性和重要性，源源不断的外诱才会在天理面前自然消解。可见，面对外诱和人欲的重点不在主观用力灭除，而是在“明天理”的前提下自然而然地控制。
为此，朱熹特别强调“为己之学”，也就是为了擦亮自己心中本有的理性的实在之学。朱熹说：“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物，其终至于丧己”。所谓的“为己之学”是指为了自己内在本有理性在现实中的实现而学，因此其结果是既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外物的内外一致。而“为物之学”“为人之学”则是指为了获取外在利益、迎合外界、迎合他人而学，其本质是自私自利，其结果就是丧失自己内在本有的理性。
朱熹说：“学者须是务实，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则为伪也。大本已失，更学何事？为名与利，清浊虽不同，然其利心则一也。”所谓“务实”指的就是为了内外一致的实在理性而学，而不能有意地去获取名声。若有意获取名声，其实已经失去理性之本。因此，追求名与追求利，虽有清浊之不同，但其本质都是对自私的纵容，其结果只能是与真正的理性渐行渐远。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强调的“为己之学”与现实利益也并非是冲突的。朱熹在解释《论语》中的“仁者先难而后获”时说：“先其事之所难，而后其效之所得。”“盖必先克己私，以复天理，然后事之所得，虽不预期而自至矣。”所谓“先难”指的是遇到事情时，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利益是否能够获取，而是应该把攻坚克难放在首位。而艰难攻克之后，那些应当获得的利和益也会在不预期中得到，这才是理性该有的结果。可见，与前人那种公与私的对立相比，朱熹其实是更加理性的。
（作者单位：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