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陈永正教授所著《儒家治道的实践与诠释——丘浚〈大学衍义补〉研究》一书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引发学界对传统治道思想的再度关注。书中绪论中便指出丘浚以《大学》为本，补前人未备，将修身齐家之理推及治国平天下，其经世致用之旨，在今日仍具启示意义。

《大学》原本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重要篇章。南宋时期，朱熹对其进行了分章和补传（即“格物致知”章）的编订，随后将其与《中庸》《论语》《孟子》一同合称为“四书”。由于《大学》篇幅精炼，开篇即提出了“三纲领八条目”这一儒家核心修养路径，因此被朱熹置于“四书”之首，成为后世科举考试和儒学教育的入门经典。而后，朱熹再传弟子（师从朱熹弟子詹体仁）真德秀编撰《大学集编》，辑录朱熹散见论述并附诸儒问辩，解决朱子学阐释的歧义与零散问题，完善《大学》朱子学文本体系；并撰写43卷《大学衍义》，聚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四纲并设子目，将《大学》修身理论转化为帝王为政实操框架。然而，真德秀虽然细化《大学》“八条目”的修养路径，却过度依赖“道德自觉”的力量，认为仅凭帝王的“诚意正心”便可化解南宋财政枯竭、边防废弛的积弊，忽视了经济制度改革、军事体系重构等现实层面的关键举措，导致其经世方案脱离社会实际，既无法为南宋统治危机提供有效对策，也让《大学》的实践价值难以真正落地。

至明代，历仕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的丘浚，以“续补真德秀《大学衍义》”之名，以“治国平天下之要”为核心，以经史为依据、以明制为归宿，涵盖理财、用人、礼乐、刑政、军务等治国实务，设“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国用”等12纲目、119子目，系统补全了《大学》“八条目”在制度建构与施政操作上的空白，耗时十年撰成《大学衍义补》。全卷三百余万言，详考历代典章制度之沿革，斟酌时势而务求可行，主张“道不虚谈，学贵实效”。正如陈永正书中绪论中所揭示：丘浚以“补”为名，实则在朱子学体系内构建了“内圣—外王”的完整衔接路径，将《大学》从士大夫的修身哲学，深化为服务帝王统治的经世政典。全书从丘浚所处之时代背景、立足于原始文本内容的第一手资料，系统梳理了丘浚《大学衍义补》中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治国思想。作者通过系统的研究指出，丘浚之《大学衍义补》较之于真德秀的《大学衍义》，更强调以制度刚性匡正人心，主张“以外王显内圣”，使儒家治道真正切入明代国家治理的肌理。比如丘浚理财之道上，详析“本末之序”，既重农业本业，也不废盐铁、漕运等官营实业；所议漕运“河海并运”之策，直接回应明代都城北迁后粮饷北运的核心难题，在保障运河主航道运输稳定的同时，以海运作为淤塞时的应急补充，降低漕运风险；用人之策上，他力主“考绩黜陟”，细化明代“京察”“大计”的考核标准，将官员的劝农成效、赋税完成率、刑狱平反数等民生实绩纳入量化指标，甚至建议引入民间评议，试图以规范的考核制度杜绝贪腐、选拔实才。这些研究成果使得丘浚《大学衍义补》的制度设计意图清晰展现：通过建立可操作的治理机制，将儒家伦理转化为具体政制。至此，作者书名中“儒家治道的实践与诠释”这一主题便得以系统性的呈现。

为了更加全面地论述丘浚“儒家治道”思想，作者对丘浚及其《大学衍义补》作了体系化的解读。其将丘浚散见于160卷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教育、民族等论述，按“民本—制度—操作”三阶逻辑重新整合，呈现丘浚“内圣—外王”完整治理体系思想，突破以往单篇、碎片式研究。而为了突破传统思想史研究中更多属于定性描述的局限，作者还采用了量化史学方法加以探究。书中对《大学衍义补》引用著作和前人语录进行量化统计，用数据说话，更为精准地揭示丘浚思想以宋代理学为核心、以《大学》“八条目”为骨架的渊源权重，为传统思想史研究植入“数字人文”范式。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丘浚有效地对《大学衍义补》这一经典论著再诠释。全书以史证论、以数析政，将理学话语转为可操作的“明代治理白皮书”，把《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由道德箴言转译为具体的、可执行的政策，兼具思想史与制度史双重价值。

尤值得一提的是，书中两则序言，一则出自著名明史专家、当代历史学家唐文基先生，一则出自我省文化名家方宝川教授，两人皆指出陈永正书中对丘浚“经世致用”思想的阐发，源自于作者博士毕业后长达20多年的高校工作经历，根植于作者对大学育人的深切体认与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持续思考，使其研究既具深厚学理根基，又饱含现实关怀。陈永正不仅将丘浚“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智慧置于明代政治语境中细致还原，更以其自身参与高等教育治理的经验反观《大学衍义补》中的制度构想，揭示出儒家经世思想在当代治理转型中的可转化性。这才是该书价值真谛：打通古今治理之变，以历史镜鉴回应现实命题。这也是陈永正作为高校学者，在长期实践摸索中凝练出的学术自觉，而非仅书斋内的文献爬梳，是在知行合一中真正实现“大学”的经世致用。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