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身上，总缭绕着两种气息：一是孩子气，一是傻气。这两样似乎相去甚远，却又在他骨子里浑然一体，像墨与纸，互相渗透着、洇润着，化成一幅棱角分明又率真天然的精神画像。

沈兼士在《我所知道的鲁迅先生》里记下鲁迅三样嗜好：烟、酒、糖。烟酒是老成的、世故的，属于深夜灯下的孤影；糖却是亮丽的、甜蜜的，属于人生初年的美妙。他写道：“糖，一般儿童都爱吃，但几十岁的成年人不太有这种嗜好，先生则最喜欢吃糖。吃饭的时候，固然是先找糖或者甜的东西吃，就是他的衣袋里也不断装着糖果，随时嚼吃。”一个满脸刻着时代风霜的人，从青布衫里摸出一颗糖，静静地含进嘴里——那情景，不像妥协，倒像一种沉默的抵抗。抵抗什么呢？抵抗人生的苦，抵抗成人世界的硬与冷。糖在舌上化开的甜，或许是他留给自己的一点柔软的慰藉，一点不肯交出去的孩子式的执拗。

在厦门，鲁迅害着相思。信纸铺开，墨迹淋漓，连夜里如何醒来小解这样的琐细，也一一寄给远方的许广平。校园的相思树正长得茂盛，某日却见一头猪在树下拱土啃根。他忽然恼了，举起竹竿去追打。猪逃得狼狈，他追得认真。那是为树吗？还是为心里那一点不容侵犯的“相思权”？文人斗猪，旁人看来滑稽如戏，如堂吉诃德，可那瞬间，他哪里还是“思想界的权威”，分明是个护着自己心爱之物的莽撞孩童。孩子气，往往是一种毫不掩饰的专注，专注到忘了身份与体统。

后来在上海，他过起寻常三口之家的日子。有时不知为何生了闷气，便独自躺到阳台的水泥地上。幼子海婴见了，觉得有趣，也挨着他躺下。一老一小，并排仰面，看天上流云、星月，或许什么都没看。见爷俩如此，许广平大约是要摇头苦笑的。可那一刻，谁是父，谁是子呢？鲁迅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然而闸门之下，他自己偶尔也想躺下来，做一回被放行的“孩子”。阳台上躺着两个生命，一个是孩子，还有一个也是孩子。

孩子气常与傻气相连。朝鲜的申彦俊在《中国大文豪鲁迅访问记》中，回忆与鲁迅谈话的情景时说，他“就像同孩童谈话似的，纯真而无邪气。他那娓娓动听的话语，使我陶醉，甚而忘了记笔记”。有这种感觉的不只是申彦俊。马幼渔的女儿马珏在《初次见鲁迅先生》一文中说鲁迅“像同小孩说话似的，纯真而无邪气”，说话痛快，不绕弯，不斟酌得罪与否，“你不好，他就用笔墨来痛骂你一场”。这种“孩子式的直”，在成人世界里便是“傻”。鲁迅自己也说，活在世上，要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孩子气是一个“敢”字，傻气也是一个“敢”字。于是便有了《立论》那样冒傻气的文字。那篇《立论》，就傻得可爱。人家生小孩，似乎是办满月酒吧，客人都说孩子聪明漂亮，将来要升官发财，某人却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这是不是太煞风景了？人一出生就被判了死刑，虽然是大实话，必然“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这哪里仅是讽刺虚伪？这分明是一个执拗的孩子，非要把皇帝的新衣说破，哪怕挨打也要说的傻劲。敢在无路处走路，敢在无声处发声，敢在皆曰“升官发财”时，说一句“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文人无傻气，文章没筋骨；文章无傻气，难以立天地。

这傻气不止在纸上。老舍回忆，鲁迅宁肯自己少写，也要替青年看稿；宁肯少享受，也要掏钱给年轻人印书。他改稿改到咯血，血点子落在高长虹的原稿上，被人称作“海棠花”，那何尝不是生命的印迹？他资助叶紫、萧军、萧红，为瞿秋白编印《海上述林》，这些事，精明人大约是不肯做的。智慧的终极是无智慧，无智慧往往冒傻气：相信一些东西，比算计一些东西更重要。

孩子气与傻气，或许真是天生的。那是在世间行走多年，未被磨圆的一块棱角；是看透一切后，依然肯天真的一点痴心。这样的人，到老仍带有一股处子的精气神，是“人之子”，而非“世故之奴”。

遇见鲁迅，便是遇见这样一个冒傻气的老小孩。他嚼着糖，追着猪，躺地上，说生死，改着让人吐血的稿，印着费神并烧钱的书——在苍茫的历史荒原上，他始终怀着那颗赤子之心。而这，或许正是他留给后世最珍贵的一味药：一味叫“天真”的，不知是苦还是甘的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