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都德化散落如星的古窑址中，位于盖德镇的宋代窑址碗坪仑尤具分量。这里烧制的青白瓷器凝练着大宋美学，亦支撑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但与同属宋代、名满天下的屈斗宫窑及尾林—内坂窑相比，碗坪仑还是显得寂寥了。闽南话里，“坪”是平坦，“仑”是小山，平坦与隆起之间恰好搁下一座窑的呼吸。

盖德村北侧这处山坡上，竹根盘错处，碎瓷片像时间的鳞片，有的嵌在泥土中隐约可见，有的散落在脚边随手可拾。捡起一枚瓷片摩挲，指尖沁着些许微凉。瓷片胎骨洁白坚实，釉色碧青莹润。碗底残瓷片上留有清晰的支钉与涩圈痕迹，残缺瓶口的线条柔美得犹如微风吹拂卷起的荷叶边。

1976年春天，考古专家拨开碗坪仑厚达四米的堆积层，仿佛翻开一首风格豪放的宋词。词牌名宋代龙窑，字迹乃层层叠叠的瓷片与垫圈；上阕写的是南宋釉色，下阕写的是北宋瓷骨。

北宋的龙窑只残存不足四米的窑头。瓷土被山风与涧水反复淘洗，烧成后胎质白细，釉色却泛起极浅的雨空青，像把戴云山中的雾气也封进了胎骨。器物以盒、碗、盘、碟、壶、瓶等为主，印花的牡丹与缠枝若隐若现，透露出宋人生活的点滴细节。

南宋的龙窑修长一点，火膛、烟道、五孔窑门依次排布。此期的瓷匠偏爱青灰釉，釉层厚了便积成雨过天晴的深润，薄处又透出胎体的白。军持、执壶、荷口瓶、四系罐……一件件器物端然出世，釉色沉落，宛如一泓水影停驻。

当然，碗坪仑的窑烟并非孤悬于山谷。北宋时期，泉州港的桅杆已如密林，一艘艘福船满载瓷器驶向东南亚的香料城邦；南宋偏安，海运更盛，南中国海的咸风把德化的瓷骨釉色打磨得更为温润，也把碗坪仑的名字吹向更远的洋面。

2007年，是另一次震动天下的惊艳考古。当考古专家抽丝剥茧般打开那艘名为“南海一号”的南宋沉船船舱，只见层层累叠的青白瓷在幽暗里泛起柔润的月华。那些德化窑的杰作，器形、胎质、釉色、刻花，甚至底足的墨书，都与碗坪仑窑址的标本如出一辙。

原来那些漂泊的瓷，正是从这里开窑，以素雅的容颜把宋人“以瓷代玉”的温润理想烧进每一次远渡，为德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密切关联盖上了荣耀的勋章。

碗坪仑大量生产的外销瓷器中，军持是极具特色的一种。军持，原是梵语“净瓶”。最早是印度僧人云游四方时随身携带的水器。经东南亚传入后，其造型被迅速吸收改造，喇叭形侈口、圆腹、长颈，既保留作为贮水“圣器”的宗教功能，又贴上了宋人简雅挺拔的审美标签。南宋时居住在泉州的诗人蒲寿宬曾写下“明月照我牖，独手携军持”诗句，那一刻，宗教与日常，圣水与茶汤都和解了。

我手边那件南宋青白釉军持，从碗坪仑的匣钵里诞生，被装进竹筐，沿着瓷帮古道南下，与丝绸、茶叶一起，在泉州港登上福船，成为一名沉默的旅客，远赴异国他乡。幸运的是，千年之后又踏上了回家的路，它是那么优美雅致、沉静内敛，冰裂纹繁密沧桑，像一张被时间揉皱又摊开的航海图。

瓷器在海外的巨大市场，让聪敏的德化人捕捉到了商机。碗坪仑附近有个盛产纯白洁净瓷石的金竹坑，工匠们采来瓷石捣碎、淘洗、沉泥、拉坯，制作出品类丰富的器皿，再通过一支竹篾刀让其开出各种花纹；蘸釉时，他们手腕轻抖，让釉水像晨雾一样浮在胎面。窑火点燃后，松木噼啪作响，火焰舔舐匣钵，瓷器慢慢柔软透明，又逐渐坚硬，涅槃成形。

但窑火终有熄灭时。元代，德化窑口逐渐向县城东郊的屈斗宫、甲杯山等地迁移，龙窑让位于分室龙窑，再让位于阶级窑，像一场缓慢而坚定的迁徙。碗坪仑的窑火渐次熄冷，窑墙残破，与碎瓷一起被岁月踩进土层。明代，德化瓷以象牙白折服欧洲，被赋予“中国白”美誉；世人追慕何朝宗的瓷观音，渐少有人想起，是碗坪仑把“中国白”的前世写在宋代的瓷骨釉色里。

千年后的今日，碗坪仑早已退隐成为一片竹林、几垄菜畦、几座房屋。这何尝不是另一重长久绵延的人间烟火？

碗坪仑的窑烟，从不是一缕散尽的松柴味道，而是一条埋伏千年的暗线。满地的瓷片让山丘与大海互为注脚，人们透过它，可以看见那个以海为疆、以瓷为币的朝代，也能看见泉州港千帆簇拥、万商云集的晨昏。

我把捡起的瓷片重新放回竹根旁，让它继续与雨露清风为伴，去等待下一次被手心的温度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