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茶制夷”是古代中国的传统国策，自唐宋以来被历朝统治者沿袭运用。清王朝和朝鲜、越南等藩属国之间形成了一个以清王朝为中心，以茶叶交换为主的朝贡贸易圈，构成了庞大的购销两旺的共同市场。
清朝中期以后，清政府发现欧洲国家对中国茶叶和中药大黄的市场需求巨大，于是盛传“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与大黄”，进而形成“茶黄制夷”理论并以此为“撒手锏”。鸦片战争前，凡是涉及中英鸦片贸易纠纷等较量，朝臣言必称“茶黄”，纷争一起，就禁止“茶黄”出口，各地关卡严查走私，以此迫使“夷人”屈服。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赴粤实地考察后发现，大黄每年出口仅约1000担，而茶叶出口却高达40万担。他在奏折中遂把“茶”与“黄”分开。此后，又回到“以茶制夷”轨道。
红绿茶树争论不休
清政府深知保护茶种资源和制茶技术的重要性，鸦片战争前一直要求海关严查茶苗出口、茶工出洋，还要求广州的十三行加强对西洋外商的约束，限制他们在广州城外指定区域活动。但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被迫五口通商。此时，公行消失、洋人势大，限制外商活动的职能处于真空期，英国人就此钻了空子。
由于中国长期闭关锁国，不允许西洋人在华游历和贸易，欧美国家对中国动植物情况知之甚少，因而对其物种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英国植物学界曾把中国视为植物狩猎事业的“圣杯”，一株来自中国的新奇植物可在英国的拍卖行拍出高价。其间，也出现了各种猜测和误解。比如，瑞典植物学家林奈的一个广为流传的观点：红茶产自红茶树，绿茶产自绿茶树。
福钧自1839年起多次受雇来华“考察”。他学会了安徽方言，成功地潜入中国，把一批观赏和实用植物偷运进英国，他本人的冒险和收获为其在英国园艺界赢得了一定名声和财富。1845年5月，福钧乘船抵达福州之初，评价开埠初期的福州“作为一个贸易口岸，它已经被证明并没有什么价值”。在福州郊外，他采集到一株茶树。经过与其他茶区的茶树对比，福钧得出了改变西方人认知的重大发现：红茶与绿茶实际上产自同一种植物，二者的区别仅是加工工艺的不同。
返英后，福钧将在华经历写成书籍《华北各省三年漫游记》，出版后反响很大，引发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关注。但英国的植物学同行们对福钧的观点并不完全信服，有人仍坚持认为绿茶摘自常见的茶树，而红茶则来自一种被称作“武夷茶树”的植物，并要求他提供更多的证据。
“植物猎人”盗取茶种
184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以500镑的年薪雇佣福钧潜入中国茶区偷运茶树和茶种。他换上中国人的衣服，剃了前额的头发，戴上假发辫，先后到浙江杭州、安徽黄山，探听到绿茶的制作过程，并窃取了1.3万株茶苗及1万颗茶种。
他把这批茶苗茶种放入沃德箱（19世纪英国园艺家沃德发明的封闭式玻璃容器，利用水汽冷凝和蒸发来保湿，可长途运输活体植物），由海路运抵印度。在运往茶园的路上，一名印度的地方官员破坏封条打开沃德箱查看，损坏了箱内的密闭性，导致这批健康存活的茶苗仅剩80株，茶种则全部坏死。
福钧没有气馁。为得到“来自中国最好的茶叶产区最好茶叶的茶苗”，1849年5月，他再次装扮一番，和新雇佣的中国随从一起自浙江宁波启程，由新安江上溯至常山，进入江西玉山、河口。每到一地，他都进行一番考察，有时还画图进行记录。随后，二人混入人流，通过了士兵懒散把守、茶商和苦力川流不息的分水关，抵达西方人心驰神往的武夷茶区。
一进入武夷山，福钧就兴奋起来。这里林木丛生，多种植物都是独有的，是植物学家梦寐以求的探险圣地。他兴奋地挖掘每一株未见过的植物样本和肥沃的泥土，所雇佣的轿子里塞满了植物枝条和泥土，随身携带的沃德箱也塞得满满的。轿夫们不乐意了，为什么把这些杂草和垃圾装上轿子，不断加重他们的负担。福钧就许诺一笔奖金作为补偿。
当时往返武夷山的商人多为广东茶商，大多见过西洋人。为避免身份暴露，途中住宿时，福钧一行刻意躲开住有广东商人的客栈，借住在寺庙和道观里。因其伪装的“口外”贵族身份，福钧受到了和尚和道士的热情招待，他成功地打探出红茶发酵的秘密，找到了西方红茶绿茶争论的最终答案，也考察了崇安、星村茶园规模、茶叶贸易各个环节。完成情报搜集后，他盗采了约400株优质的茶苗和一批茶种，小心翼翼地用潮湿的苔藓包裹打理好，之后迅速离开。
为躲避沿途官府可能的查缉，福钧带着这批沉重的收获，雇佣苦力翻山越岭，取道浦城进入浙江，辗转数百里。辗转返沪后，他把这批茶苗和植物样本暂种在一个外侨的花园里。接着，他再赴安徽、浙江茶区采购了大批茶苗茶种，与之动辄盗取数万株茶苗相比，此前在武夷茶区盗取的难度显然更大。
福钧很珍视此次的收获，找来上海最好的玻璃工匠，制作了多个1.23米宽、1.8米高的大型沃德箱。他花费数周时间，在沃德箱嵌上几根横木，把大量武夷山的茶种与腐殖土混合搅拌，均铺在箱子底部，种上一排排细小的茶树幼苗，盖一层泥土，浇够水后，用木板盖上。
收拾完毕，福钧担心中转搬运时磕碰损坏，就亲自看护乘船抵达香港。为防再生意外，他把沃德箱分4批分乘4艘船运往印度加尔各答。目送船只离岸后，福钧再次返回中国大陆。这次茶种运送取得了成功，茶种在途中破土发芽、长势良好，顺利栽进了印度阿萨姆邦大吉岭的茶园。
1851年2月，福钧带着雇佣的8名茶工（6名制茶师和2名茶用铅盒制作师傅，铅盒密封性强，在海运时可保存茶叶香气）、一批制茶设备，以及新采集的一批茶苗茶种和此前收采集的大批植物样本，共16个沃德箱，混过海关盘查，从上海出发再赴印度。到加尔各答后，他把个人收获的植物样本暂种在加尔各答植物园，接着护送茶工、茶苗和制茶设备安全抵达目的地。
至此，中国的制茶技术成体系落地印度，福钧完成了东印度公司交办的全部任务。在印度游历一番后，福钧返回加尔各答，带着他作为“植物猎人”的战利品返回英国。不久，欧洲迎来了有史以来的首批武夷山植物“客人”。
以偏概全预演商战
1853年，福钧在英国出版《两访中国茶乡》，把中国先民艰辛探索、被视为机密的茶树栽培、茶叶制作工艺广而告之，直接促进了英属殖民地茶产业的迅速发展。
书中披露了他在茶乡走访时发现的徽州屯溪外销茶的掺假行为。为了迎合欧洲市场对绿茶色泽的偏好，一些茶商会在茶叶中添加普鲁士蓝和石膏粉，使茶叶看起来嫩绿鲜亮而更好售卖。福钧在书中指出这种染色茶是专门卖给外国人的“假茶”，讽刺西方“这些染色茶的饮用者”：中国人在喝茶方面举起双手，对上帝的子民们表示同情。
1851年的伦敦世博会上，福钧联合英国的化学界与媒体，以偏概全地将华茶描绘为“毒茶”，一度引发公众的恐慌，导致绿茶在英国市场销量大幅下滑，而红茶则更加热销。英国东印度公司借机推广其在印度大吉岭、阿萨姆新出的红茶，标榜“纯正无毒”。这一事件更像是英国成功盗取茶种后，精心策划的抹黑华茶的商战阴谋。
幸运的是，当时印度、锡兰等地茶叶刚试种成功，制茶技术尚不成熟，新出产茶叶的香气、口感等与华茶还有一定差距，产能也刚起步。短时间内，印、锡茶叶尚无力撼动华茶在欧美市场的版图。
茶种的大规模外流和制作工艺的系统化泄密，成为19世纪全球最大的商业间谍窃密事件，世界茶叶贸易史直接被改写了。当年的清政府对此一无所知，但不久就感受到这一事件的深远影响：中国长期独享的茶叶垄断被打破，悄然失去了“以茶制夷”这张王牌，“茶禁”换马匹、归附、和平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英属殖民地茶产业崛起后，近代中国的茶叶出口险遭灭顶之灾。
（作者为福州海关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