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行纪》（以下简称《行纪》）是一部记录13世纪初至14世纪初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亚洲旅行经历的古老文学作品。此书译本较多，本文选取的是冯承钧翻译法国汉学家沙海昂注释本，201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马可·波罗自陆上丝路而来，又从海上丝路返程，故在其游记中记述了元朝海洋发展之盛况。路过福州时，他曾记载“此城制糖甚多，而珍珠、宝石之交易甚大，盖有印度船舶数艘，常载不少贵重货物而来也”“在此（福州）见有足供娱乐之美丽园囿甚多。此城美丽，布置既佳，凡生活必需之物皆饶，而价甚贱”。这一时期，中国的海洋实力在全球范围引人瞩目，与之相伴的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本文在细节上还原《行纪》描绘的中国海洋文化，是对中国海洋文化海外传播的有益补充。
东南沿海一带的港口城市因地制宜地开展海外贸易，城市因此而繁荣。《行纪》对杭州、泉州二城描写篇幅最多。杭州有“东南都会，甲郡惟杭；首善之地，万民之望”之赞誉。在马可·波罗眼中，杭州富饶秀丽，人民安居乐业，如生活在天堂一般，因此冠以“天城”之美誉。杭州的繁荣与其便捷的交通环境有关。这里“街渠宽广，车船甚易往来”，城内外交通发达，“道路河渠宽展”，故“行人可以通行城中各地”。各式运河穿行于杭州城中，“大小桥梁一万二千座”架设在运河之上。如此交通使此地中外商客云集，货物充足，“城中有大市十所，沿街小市无数”，家禽兽肉、蔬菜果实、珠宝香料等贩卖之物琳琅满目，故有“每星期有三日为市集之日，有四五万人挈消费之百货来此贸易”，居民丰衣足食，车马穿梭，人们亦可泛舟出行。如此人头攒动，喧闹繁华之景，《行纪》谓其“为世界最富利名贵之城”。泉州作为“东方第一大港”，船舶往来，络绎不绝。各地货物运至此，皆“分配于蛮子全境”。元代大儒吴澄所作《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称其：“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马可·波罗将欧洲人熟知的亚历山大港与泉州港相比较，泉州位于世界最大良港之列，而评价亚历山大港“则彼数实微乎其微，盖其不及此港百分之一也”。泉州港与杭州港一样，得益于高效的运输网络，巨商大贾云集于此，是“不少船舶辐辏之所，诸船运载种种货物至此”。
沿海地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是东西文化和贸易的交汇点。这使得杭州、泉州等港口城市成为海洋贸易的中心，吸引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商人和旅行者。沿海一带的地理优势为港口城市提供了便利交通条件，丰富的经济资源使得这些城市在海洋贸易中脱颖而出，人民因此安居乐业，“国际性”港口城市的繁荣景象油然而生。
海外贸易在元朝经济社会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一统的背景为海上贸易发展开辟了道路。元朝政府重农亦重商的国策为元朝海上贸易注入新活力。元朝政府主要在南海和印度洋一带开展贸易。官方通过各种贸易活动扩大自身政治辐射力。第一类是通过武力征服，使外藩成为附属国并与之进行贸易。例如被马可·波罗称为“黄金国”的日本，“据有黄金，其数无限”，但该地商人鲜至，元君主为此垂涎欲滴，故遣阿巴罕、范参真“统率船舶、步骑甚众而往”。第二类是派遣使节前往蕃国进行贸易。锡兰岛盛产宝石，大汗遣使节“请将此宝石售出，请之甚切，致愿以任何城市易之”。第三类即是附属国对宗主国的朝贡。例如地处遥远的巴斯马国，“有时船至其国，国人乘便进奉珍异之物入朝，以为贡品”。
元朝建立后，政府欢迎外国商人前往中国从事贸易活动。色目商人在政策的吸引下积极前往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互市。《行纪》中，中国与印度商人交易的大宗商品中胡椒的交易量最大，马可·波罗对此有描述：“所卸胡椒甚多，若以亚历山大运赴西方诸国者衡之，则彼数实微乎其微，盖其不及此港百分之一也。”在各大港口随处可见不少印度船舶，“亦有商人赴印度诸岛贸易”，足见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且繁荣的海上贸易网络。此外，友善的对外政策还使众多色目人在沿海一带留居游玩。“蕃坊”为色目商人提供了落脚和交易的场所，《行纪》云：“邻市渠岸有石建大厦，乃印度等国商人挈其行李商货顿止之所，利其近市也。”
《行纪》多处记载元代的航运盛况，首个表现就是船舶数量众多。马可·波罗途经黄河有云：“水甚深，大舟可航行于其上。河上有属于大汗之船舶，逾一万五千艘。”途经长江又云：“此江甚长，经过土地城市甚众，其运载之船舶货物财富虽合基督教民之一切江流海洋运载之数，尚不逮焉。”元政府发展航运业，不仅建造大量船舶用于全国范围内的粮食输送和对外贸易，还组建了强大的水师，用于扩张疆域，例如攻占南方地区时，“伯颜率领大汗之步骑甚众，挈船舶无数，运载步骑至蛮子境中”；海外经略方面，“河上有属于大汗之船舶，逾一万五千艘，盖于必要时运输军队赴印度海诸岛者也”。大汗甚至“备船十三艘”，“每艘具四桅，可张二十帆”，利用元朝水师强大的威慑力为马可·波罗回程保驾护航。
其次，《行纪》记载了中国古代船舶建造技艺。元代的造船技艺领先于世界，工艺方面，《行纪》中记录了元代的多桅杆帆船，“船各有一舵，而具四桅，偶亦别具二桅，可以竖倒随意”。桅杆是为了使帆船充分有效地接受风力带来的动力，《行纪》中记载的帆船桅数并不单一，足见元代造船技艺已经能根据不同航运情况做变通。海上航况复杂，为预防船体渗水，船只“每年修理一次，加厚板一层，其板刨光涂油，结合于原有船板之上”。船舱内有隔板将舱内空间分隔开，形成水密舱。若不幸渗水，水密舱能够保证船体仍有足够的浮力和稳定性，同时又能加强船舶整体刚性。《行纪》是这样记载的：“盖诸舱之壁嵌隔甚坚，水不能透，然后修理破处，复将徙出货物运回舱中。”独特的工艺使船体结构稳定，船舶因此荷载量足。“每船舶上，至少应有水手二百人，盖船甚广大，足载胡椒五六千担。”《行纪》中也记录了同时代其他文明的造船技术，马可·波罗评价其船舶“极劣，常见沉没”，在坚固性上“不能御风暴”，构造单一，仅“一桅、一帆、一舵，无甲板”。比较之下，马可·波罗笔下所记录的元代船舶，则展现出更为高超的造船技艺。
元朝强劲的经济实力为中国商人走向世界打下基础，繁盛的航运业和高超的造船工艺助力元代中国走向深蓝。《行纪》字里行间展示出高技术、高频商贸、高度繁荣开放的“大汗的海洋”风景，是元代海洋中国生动的体现，也是古代中国触摸海洋、汲取海洋、利用海洋最有力的证明。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