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线装书局2015年出版的《五种遗规》，触摸的不仅是据清乾隆四年至八年（1739—1743年）培远堂刻本精校整理的典籍，更是由清代名臣陈宏谋精心绘就的一幅传统社会教化全景图。这部清乾隆年间问世的巨著，系统整理、汇编了历代先贤关于修身齐家、治国理政、处世待人等方面的著述、事迹，并加以简明扼要的介绍与评点。今天，重读这部曾深刻影响世道人心的著作，其意义不止于史海钩沉，更在于汲取、借鉴一种将伦理价值转化为社会规范与治理实践的传统智慧。
陈宏谋编纂《五种遗规》的初衷，源于对时弊的深刻体察与匡世济民的责任感。他痛感当时教育多沉溺于“夸记诵，诩词章”，却鲜有过问“德行根本之地”；女性教育严重缺失，世人多“视女子为不必教”；狱讼繁多，皆因“人心渐习于浮薄”。他还认为，士人未优而仕，“临民治事，茫无所措”，须从“古训”中求取“居官箴规”。陈宏谋辑录此书，正是针对科举功利、教化缺位、世风浮薄、讼狱滋蔓等时代症候，开出的一剂综合性文化“药方”。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提供一套“简要可通行”的行为范本，推行“正人心、厚风俗”的治世理念，充分彰显了理学经世派力图重整社会秩序的文化自觉。
这部巨著的体系结构，严谨遵循儒家“由内及外、由私达公”的实践进阶逻辑。全书分为《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在官法戒录》，五编内容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从个体人格修养、家庭伦理规范、社会风俗引导到官员职业准则的完整教化体系。
《养正遗规》作为全书基石，聚焦于童蒙教育的原点。陈宏谋特将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列为首篇，其深意在于申明“学也者所以学为人也”这一根本宗旨，以对抗功利时风。《养正遗规》还辑录了朱熹《童蒙须知》、真德秀《教子斋规》等众多经典篇目。对孩童的日常生活，从“衣服冠履”“言语步趋”的举止，到“洒扫涓洁”“读书写字”的习惯，进行了事无巨细的规范性指导。童蒙教育的目标是“养其正”，即在年少时期树立端正的品行、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为一生发展奠定坚实的道德与习惯基础。随后，《教女遗规》将视野转向家庭内部的伦理建构，收录了班昭《女诫》、吕坤《闺范》等女教文献。此编系统展现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与规范，需将其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中看待。陈宏谋在序言中指出“王化始于闺门”，将女性教育视为整个社会教化体系极为重要的一环。
当个体修养与家庭规范得以确立，教化的脉络便自然推向更广阔的社会共同体。《训俗遗规》即承担此功能，堪称一部民间生活的“礼治”指南，汇集了司马光《居家杂仪》、朱熹《增损吕氏乡约》、袁采《世范》等大量文献。这些文献内容涉及家庭经济管理、乡邻礼尚往来、纠纷调解、患难相恤等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此编的核心精神在于通过建立基于道德共识的民间规约，引导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自觉践行礼义，促进基层社会的自我管理与良俗培育。
全书的最终落脚点与升华，则指向了掌握公共权力的士大夫阶层。《从政遗规》与《在官法戒录》正是为其量身定制的政德教学“宝库”。《从政遗规》收录历代先贤著作二十余篇。该编开宗明义，以宋代吕本中《官箴》为首篇，赫然确立“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的核心准则。“清、慎、勤”三字，凝练了传统社会对官员品格的根本要求。陈宏谋没有让崇高的德目悬浮于空泛的说教。他力求将“清、慎、勤”的准则，细化为一系列可操作、可检验的行为规范与工作方法。例如，为详解“慎”，陈宏谋选录了明代吕坤的《刑戒》。《刑戒》提出了“五不打”“五勿就打”“三怜不打”等充满人道关怀且极其细致的司法禁忌。陈宏谋评价说，“今观其刑戒，委曲爱惜，无微不至。以此见用刑时，其心思固息息与民命相关者也”，他希望有司官能“时时省览此戒”。再如，该编收录的袁黄《当官功过格》，强调官员的自我教育，将日常善恶之举细化为不同门类并量化记录，堪称将道德自律精细化管理的有益尝试。《从政遗规》还通过辑录《宋贤事汇》等文献中的先贤行谊，生动彰显了“清、慎、勤”德目所承载的人格光辉与实践力量。比如，书中记载了王曾珍视半截残纸、张文节居相位而自奉若寒士的清廉风骨，使“清”之戒条化为可仰慕的君子境界；韩琦虽病笃而不辍公务、陆九渊孜孜不倦受理民讼等故事，让“勤”之理念化作可效法的具体行谊。这种以事显理、以行证德的叙述方式，凸显了官箴训诫背后充满温度的人格典范，极大增强了教化的感染力与说服力。
《在官法戒录》进一步将这种“以事为鉴”的教化方法，拓展至对胥吏群体的规训，其编纂体例本身即彰显了“法戒并举”的核心理念。该书卷二、三的“法录”部分，旨在树立正面典范，辑录了如萧何等历史名臣的事迹。与之形成对比的卷四“戒录”，则专记历代官场之反面典型。这种二元叙事，直接呈现了“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的强烈反差，其劝诫警示力量更为直观、凛然。《在官法戒录》中的案例教导与《从政遗规》中的理论指引，形成了极佳互补。这种将价值理念与治理实践深度融合的努力，闪烁着中国古典政治智慧中独特的实用理性光芒。
《五种遗规》历史影响深远，这本身即是对其内在价值的有力印证。《五种遗规》是清代士大夫家族广泛传习的家教圭臬，曾国藩曾在家书中力荐子弟日日学习。清末，该书被正式厘定为全国中学堂修身科教材，实现了从私家训导向公共教育范本的跃升；民国年间，亦被视为公务员必读书。其影响力甚至跨越疆界、远播海外。新加坡在开展廉政建设时，曾大力推广《五种遗规》中的价值规范。美国汉学家罗威廉在其巨著《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中，将陈宏谋著作置于全球视野中加以研究，指出其治理思考具有普遍意义。这些跨越时空的共鸣，恰恰源于《五种遗规》紧扣了人类社会治理中关于权力伦理、德行修养与制度探索的一些永恒命题。
对当代读者而言，该书的根本价值在于提供了一套理解、借鉴中华传统治理文化的深邃范本。书中反复淬炼的“清、慎、勤”政德思想，以及贯穿始终的对规则、责任、教化与自省的强调，早已沉淀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中对公共角色的一种经典伦理期待。它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具有自身独特历史脉络与深厚文化土壤。进而言之，《五种遗规》蕴含的丰富智慧，尤其是书中展现的将崇高价值理念转化为日常行为细则的不懈努力，对当代廉政文化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价值伦理必须与具体、可行的制度设计及实践路径相结合，方能相得益彰、生根壮大。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持续深化自我革命，高度重视理想信念教育与道德品行锤炼，并且围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改进作风的制度规定，这正是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传统治理智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尽管社会形态与制度基础已发生根本变革，但是对治理有效性与社会良序的接续探索，构成了从传统智慧到现代治理体系之间一条明晰的思想脉络。
在今天，重读这部《五种遗规》，是一场与历代先贤超越时空的深度对话。在这场对话中，我们不仅应汲取那些历经时光淘洗依然璀璨的智慧结晶，也要将著作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科学理解其思想形成的内在逻辑，清醒认识特定时代留下的烙印。《五种遗规》蕴含的立规明训、鉴古资今的理念与实践，本身就在启示着我们：经典的智慧之所以不朽，关键在于与时俱进的阐释以及服务于现实的恰当运用。在当下的现代化建设中，我们仍需注重探索文化传承与实践创新、价值引领与制度完善之间的融合之道，让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时代风采，推动社会向着更加文明、和谐与善治的方向迈进。
（作者单位：中共福建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