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大量大陆移民特别是漳泉百姓持续迁台，加速了台湾土地的垦辟。因闽台两地经济的天然依存性，台湾与福建沿海构建起深度互补的贸易格局。台湾输出以米、糖、樟脑为主的农产品和各类特色物产；大陆则向台湾输入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纺织物、建材、工具及各类手工业品。

清政府最先在厦门与台南鹿耳门设立对渡口岸，由台厦两厅管理船只出入，对照印单查验放行，但随着中北部台湾的快速开发，厦门与鹿耳门的单口对渡线路显得效率低下。又因“与泉州之蚶江相对，海程之近，无逾此者”（连横《台湾通史》），鹿港水道深通，居台湾西海岸之中，北倚富足的“谷仓”彰化平原，是南北船只货物的重要转运站，也是台湾与祖国大陆联系的重要门户。由此，1784年清政府正式批准了泉州蚶江与台湾鹿港的对渡。

两地对渡后，鹿港商业渐趋繁荣，嘉道年间盛极一时，台湾也形成“一府二鹿三艋舺”的城市发展格局。鹿港吸引了大量商贾前来定居，因以泉州人居多，鹿港也有“小泉州”之称，还设有“泉郊会馆”。据张炳楠《鹿港开港史》记载，清代鹿港泉郊所属商号最盛时有200余家，“协源”商号是其中之一，该商号的创始者来自泉州陈埭丁氏。

陈埭丁氏的先祖是元初海上丝绸之路兴盛时期来华的外国商人。据《丁氏族谱》记载，南宋末，一世祖丁谨（1251—1298年）从苏州迁居泉州文山里。因元末战乱，三世丁夔率子丁善迁居晋江二十七都陈江雁沟里（即今陈埭镇）。丁氏在陈埭围海造田，经营滩涂，渐成地方望族，并与当地族群通婚，主动接受儒家文化教育而人才辈出，传下“六试七联捷，四围十登科”“三世进士”的佳话，实现了从外来“番客”到中华“国民”的根本性转变。

随着台湾的开发与移民大潮的兴起，陈埭丁氏后裔也开始迁台。乾隆末年，陈埭丁氏十八世丁朴实至鹿港经商，其子丁克家也入台协助，创立了“协源”商号，逐渐成为鹿港的富商大贾。1884年，丁克家六子丁寿泉考中进士，丁氏成为台湾著名大族，丁寿泉居住的大宅也成为鹿港唯一的进士第府邸。

甲午（1894年）战争后，乙未（1895年）割台，“有无父者、无兄者、无子侄者，皆兵所杀也。有无家宅耕业者、无牲畜者、无菽粟者，皆兵所焚所掠者也。众至山，无有厌恨，以报仇为快，恨倭不大至”（洪弃生《瀛海偕亡记》）。日人肆意杀戮，父母、兄弟、子侄多毙于屠刀之下；家园被烧、牲畜被抢、粮食被掠夺一空，田地荒废，民众愤恨，各地掀起了反对日人暴行的义兵起义，鹿港也爆发了“土城事件”。

北斗人陈戆翻与社头人萧石星等率义军进入鹿港。驻守的日本官兵躲进鹿港街南小火车站附近的土城中，向外投掷火筒、射火箭，驱赶义军，引发火灾。百姓见状纷纷外逃，“日人遂出放火，风烈火炽，焚毁五百余家”（洪弃生《瀛海偕亡记》）。曾经繁华的鹿港中山路屋舍500余家被焚毁，丁家三座祖屋也在火灾中化为灰烬，进士第（新协源）则幸免于难。

日本据台后，大力推行“同化教育”与“差别教育”，颁布了《公学校令》，建立“公学校”制度，专收台籍儿童，以日语教学为核心，灌输“忠君”思想；后期又全面推行“皇民化运动”，强制废除汉语教学，禁止使用中文，企图在精神文化上将台湾与祖国大陆全面割裂。由此，原来清政府设置的府县儒学、书院、义塾等官学全遭废绝，台湾青少年被迫接受日语及日本文化教育。

为延续中华文脉，台湾各地出现了秘密开设的汉学私塾，展开了漫长而坚韧的抗争，丁协源家族便是其中之一。丁家在进士第中设立私塾，教授自家子弟及周边青少年学习汉学。例如，光绪年间的廪膳生、二十一世丁宝濂，为丁家二十二世丁玉书与丁瑞甲的汉学教师；丁瑞甲又成为二十三世丁伯雄与丁仲翘的汉学教师；二十一世丁汝通还招收乡邻子弟进入自家私塾学习；二十一世丁朝元因出色的汉学修养曾任教于雾峰林家。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日人命令全岛所有汉文私塾、书房必须立即关闭，汉文教学被彻底禁止。殖民者妄图斩断最后一缕联结台湾与中华文化的血脉。丁家族人在日本警察与宪兵队的严密监控下，顶住重重压力，依然坚持汉文教学。今在进士第中，丁家还保留着当年用于教学的教科书。从教授书信写作练习的作业本中可以看到，所填写的邮寄地名均是福州、泉州、上海等大陆地名。协源族人深知，他们所守护的不仅是文字，更是民族的历史记忆。

鹿港丁家的孩童自蒙学伊始，便诵读《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稍长即研习四书与古文。家族的汉文修养在日据时期的文化压制下，非但未曾断绝，反而愈发茁壮。最鲜明的标志，便是在那个日语教育被强力推行、汉文生存空间备受挤压的时代，丁家竟接连孕育出多位卓有声名的书法家与诗人。例如，二十二世丁玉熙的书法水平与汉学研究声名远播；二十二世丁瑞图、丁瑞鱼、丁瑞彬也有精湛的书法造诣。在鹿港的众多诗社中，均可见丁家子弟的身影。例如，丁宝濂与丁宝光参加了洪弃生在彰化建立的鹿港第一个诗社“鹿苑诗社”；丁宝濂还直接参与了“大冶吟”诗社的创建，后又加入“鹿江诗社”以及“栎社”；1901年，丁宝麟参与了“拔社”的创建；丁式熊、丁瑞图、丁瑞鱼、丁瑞乾等也是各大诗社的骨干。他们以汉字为血脉，在笔墨之间绵延着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台湾沦入日人统治达50年之久，但民族精神依然延绵不衰，汉学的传承和诗社的影响发挥了极具成效性的作用。时至今日，这些爱国咏怀仍是研究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精神特质与汉文化播衍存续的珍贵遗产。

1898年，丁瑞鱼连同社会活动家庄垂胜、洪弃生之子洪炎秋等人创办《晨钟》杂志，以抗议台湾总督府为控制思想文化自由而颁布的“匪徒惩罚令”“台湾新闻条例”等。为此，丁瑞鱼遭到了鹿港支厅高等警部补龙泽政比古的巡查和讯问。丁瑞鱼认为，如若没有养成自己的文化，即使表面上徒具形式，文化上也是他人的殖民地。他与蒋谓水相互探讨启发，后又得到林献堂的支持和完善，发起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开创了殖民统治下台湾知识分子的文化觉醒之路。

1923年，台湾发生了“治警事件”，大量进步人士被残酷逮捕，全岛人心惶惶，丁瑞鱼冒险协助营救被捕的叶荣钟，并帮其抄写数十份营救文稿。由于其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反日行为，丁瑞鱼被日本宪兵严加控制，最终避居厦门，因而无缘参与文化协会的活动。

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后，迅速将活动扩展至全岛，并在多个地区建立地方组织，为后续农民组合等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1924年，彰化成立文化协会的地方支部，鹿港也成立彰化支部分会。二十二世丁瑞图积极参与协会的活动，连续三年担任分会理事。1925年，丁瑞图还参与台湾“中央书局”的筹建，积极传播五四运动的新思潮。他在一次公开演讲活动中，因揭露日本殖民统治的黑暗，大声呼喊“我的祖国”而被捕入狱。

二十三世丁韵仙为日据时期台湾著名文学家陈虚谷与丁家二十二世丁琴英之女，被丁瑞图收为养女，受到两位父亲进步思想的影响，从小埋下了深切的家国认同与反抗意识，在家中常身着旗袍，以示中国人的身份；在中学时，对学校着日本和服、坐日式坐姿的要求，时常找借口不予执行。因她外显的反日意识，校方对之进行了严格监视，后发现其藏有抗日书信，并在信中坚定地书写着“我是到最后一滴血也要献给祖国”，因而被勒令退学并遭逮捕。

一部鹿港丁协源家族史，就是微缩的台湾近代开拓与抗争史。200年来，一代代丁氏族人筚路蓝缕、薪火相传，将家族命运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奋斗史中。这份扎根于历史文化根脉的共同记忆，已深深地熔铸于闽台人民的生命纹理之中，成为两岸无法割断的精神纽带。

（作者单位：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