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会址所在地原为廖氏宗祠（又名“万源祠”），曾是曙光小学所在地。当年红军在曙光小学砖墙上留下的“保护学校”标语，至今仍保留完好、清晰可见。这条标语朴实且真挚，是中央苏区时期重视保护学校的历史见证。
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在赣南、闽西等地区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并以此为基础创建了中央苏区。在极其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兴办并保护学校，推动中央苏区创造出一片“自由光明的新天地”的呢？
中央苏区创建过程中，红军每到一地，便会大量张贴标语、布告，向工农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包括保护学校的方针。1929年9月，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后，广泛宣传“保护学校”的政策。1930年5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政治部印发的传单强调：“保护学校教员、学生及一切文化机关与祠堂庙宇。”1930年6月4日，《红军第四军政治部告武平劳苦群众》指出：“学校邮局及不反革命的大小商店一律保护。”1931年，《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总政治部布告·为红军当前任务》指出：“学校文化机关如不反动者，概许存在并尽力帮助其发展。”经广泛宣传，“保护学校”的主张逐渐深入苏区工农群众心中。
在旧社会，学堂的大门对广大工农子弟紧紧关闭，正如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指出，南半县的农民、小孩子普遍唱道：“暗好学堂埃毛份，有眼当个瞎眼棍。”为保障苏区工农群众的受教育权，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大力兴办学校，普及义务教育。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之苏维埃政权决议案》指出，苏维埃政府作为工农兵的政权，要“举办地方建设事业，如开办学校阅报室”。1933年3月19日，《青年实话》周刊强调要“开办学校”。1933年11月26日，《斗争》指出，“学校象（像）兵工厂造枪枝（支）似的重要”。
为解决办学经费紧缺问题，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提出，“各县教育经费至少要占全县收入百分之二十”。1931年4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决议案》指出，坚决落实从土地税中抽20%用作教育经费的规定，并鼓励工农群众捐助学校经费。1934年3月，江西省第一次教育会议强调，要逐渐建立地方教育基金。1934年春，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号召各地开展教育经费自给运动，得到积极响应。据1934年3月27日《红色中华》报道，列宁小学教员的生活费，除由国家供给部分外，“兴国、万太、博生、赣县等群众自己负担教育经费百分之八十”。为此，1934年9月29日《红色中华》提出，“我们要创办很多学校，而且还要自给”。
中央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重视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建设。1931年4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决议案》强调，“学校校舍和设备要力求完备”。1934年4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小学管理法大纲》进一步作明确规定。概言之：其一，关于校舍的选择，要求位置适宜，校舍“第一须在学区的中心，尽可能勿使儿童过高山过河。如果是在墟（圩）场上，那就要选择较僻静的地点”；校舍要宽敞明亮，空气流通，干净卫生且远离厕所。其二，关于学校的课堂，要求至少有黑板和抹黑板的湿布，黑板位置要适中且不能反光，防止损害儿童视力，擦拭黑板要用湿布，以免白粉飞扬损伤儿童及教员肺部健康；课堂桌椅尺寸须适合儿童身高，便于写字读书。其三，关于配套设施，要求学校至少配备一平坦的草坪作为运动场，尽可能配备秋千架、跳远沙池、球类器材等，学校的俱乐部最好单设一间。
此外，针对有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群众团体借小学教室开会，有的过路红军部队驻扎于小学内，有的借小学桌椅而用，致使学校停课等问题，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要保护学校财产，“不得占据学校房屋及搬移学校器具”，以免妨碍学校正常的教学工作。
为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苏维埃政府强调要驱逐“反动饭桶教员”，“创造革命的教员”。具言之：一是建立教员审查登记制度。如1931年7月8日，《闽西各县区文委联席会决议案》决定在全区“举行指导员登记，审查其工作历史、成分、家庭背景”，还要对指导员（即教员）的政治认识、文化程度、教学经验情况等进行测验。二是培训师资。各地利用寒暑假开办短期教员训练班，以提升教学质量，并明确规定参训教员要阶级成分好、对革命有认识、有教育经验等。1934年，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还专门颁布《小学教员训练班简章》。同时，开办列宁师范学校，以“制造教师人才”。三是优待教师。各地苏维埃政府普遍规定，教员薪金不能低于政府工作人员，外加酌量津贴。如1930年上杭县规定，“教员薪金最低限度照政府办事人员发给”。1933年10月，《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决议案》再次提出：“改善小学教员的物质生活。”1934年2月1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颁发《小学教员优待条例》，对小学教员的生活费、奖金等予以明确规定。
经长期不懈努力，中央苏区普通教育蓬勃发展，至1933年底，中央苏区基本上实现了区区有高级小学、乡乡有初级小学。然而，学校办起后，部分工农群众却不愿送子弟入学。究其原因，有的工农群众认为读书无用，看轻读书，忽视教育；贫农子弟因要做工，被迫放弃上学。
为此，党和苏维埃政府强调要“使群众自动起来关心学校，爱护学校”。一方面，加强宣传引导，使工农群众明白教育的重要性，自动送工农子弟到学校入学。1930年11月，团上杭第一区委制订《半月工作计划》，强调通过广泛宣传，“鼓动妇女、少先队员到学校读书”。另一方面，密切学校与学生家长的联系。1932年5月7日，上杭县各区文化委员联席会强调要经常召集学生的父兄开恳亲会，“使其父兄能够自动的（地）起来拥护自己的学校，解决校中的困难”。1934年3月，《江西省第一次教育会议的决议案》要求定期召集家长联席会议。
由此，既让“学校是穷人自己的学校”的理念深入人心，又密切了学校与家庭间的联系，进而推动学校各项工作的改进。为此，1934年9月29日《红色中华》指出：“苏维埃的文化教育工作已经实际地成为广大群众的事业！”
（作者单位：福建古田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