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书院从北宋兴起到南宋逐渐大盛，一直延续到元明清时期，推动了中国教育史的变革和发展。古典书院创立了一种独有的讲学制度，体现出书院制度的创新精神，推动了两宋以后的思想繁荣和学术发展。宋儒对书院讲学制度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他们为后世留下的最重要文教成果。这里以宋代书院讲学制度为视角，重点论述几个创新点。
名师讲学制度
两宋时期书院兴起，因为民间书院更为有利于自己对儒家经典作义理阐发，宋儒在书院展开对经书的自主讲学与义理讲述，确立了名师讲学的书院制度。书院往往能够邀请“经明行修，堪为多士模范者”的师儒充任山长，这些名师大儒在学术界、教育界的声望很高，他们不仅能够奠定书院的教育宗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也能够建立学派，进而推动学术的发展。
汉唐以来的官学机构，因缺乏思想活力而基本上不开展自由讲学，为科举储才是其主要职能。傅斯年先生曾经说过：“国子监只是一个官僚养成所，在宋朝里边颇有时有些学术，在近代则全是人的制造，不关学术了。书院好得多，其中有自由讲学的机会，有作些专门学问的可能，其设置之制尤其与欧洲当年的书院相似。”
可见官方教育机构的办学理念即是为科举服务。书院的办学理念则表现出独立性。书院聘请名儒大师开展自由讲学与探讨学术，以实现所谓的“讲学明道”。清人黄以周谈到宋代书院时说：“沿及南宋，讲学之风丰盛，奉一人为师，聚徒数百，其师既殁，诸弟子群居不散，讨论绪余，习闻白鹿、石鼓诸名，遂遵其学馆为书院。”他讲述了宋代书院山长与生徒通过会聚而自由讲学的盛况，鲜明体现出书院这一民间教育力量的重要影响。
宋代的著名书院都由当时的名师主持讲学，他们通过开放式的自由讲学和义理探讨，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生徒，使这些书院成为当时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与学术重镇，如张栻主持的岳麓书院、朱熹主持的白鹿洞书院、吕祖谦主持的丽泽书院、陆九渊主持的象山书院。
确立课程教学
所谓“课程”，是指学生所学的全部学习科目以及相关的教学活动。在宋以前，普通民间教育肯定没有专门、系统的课程安排；就是各级官办学校，大多也难以见到系统的课程安排。自从宋代大儒主持和参与书院教育，他们根据教学的需要设计了专门的课程教学。真正确立教学意义的“课程”，其实是朱熹在书院教学时开创的。
朱熹讲学中常常提及“宽着期限，紧着课程”，其“课程”的意思与现代教育学所讲非常一致，而且朱熹为如何制订课程费尽心思。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约请吕祖谦于寒泉精舍留止旬日，二人一道从北宋理学家周子、程子、张子之书中，总结一部理学课程的教科书著作，作为学习理学而成己成人的课程教材。他们相互商量，最终共同编出《近思录》，按照朱熹的说法，此书“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所以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初见其梗概”。这既是一部理学课程的标准教科书，也是一部理学体系的学术著作。
作为一部理学体系著作的《近思录》，其内容被概况为“内圣外王之道”思想体系；作为一部完整的课程体系，《近思录》又体现出“成己成物”的全部学习科目以及教学活动。这一个课程体系完成于寒泉精舍，与朱熹的书院教学课程紧密相关，体现出朱熹的书院教育理念。在《近思录》之外，朱熹还对书院的儒学整体课程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他主张先读《近思录》，次读“四书”，然后读“六经”。读“四书”时亦有一个先后次序，他主张：“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这些规定使书院的整体课程基本定型。此后，各家书院在制订课程时，往往以此为课程基础。
如福建的延平书院曾于南宋时期订有专门的课程表，就是以朱熹所主张的课程教学思想为依据，规定：“一、早上文公‘四书’，轮日自为常程。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六经’之书，随其所已，读取‘训释’与‘经解’参看；一、早饭后，编类文字或聚会讲贯；一、午后本经、论策，轮日自为常程；一、晚读《通鉴纲目》，须每日为课程，记其所读起止。前书皆然；一、每月三课，上旬本经，中旬论，下旬策。课册待索上看，佳者供赏。”
这是宋代书院一个比较完整的正式课程表，对书院每日、每月的课程教学都有详细的规定。从中可以发现，这些规定完全贯彻了理学的教育宗旨和教育思想，体现了理学思想向书院制度的渗透，并对元明清各朝的书院课程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元代理学家程端礼所拟定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就明显继承了南宋书院的课程。
制定学规制度
重视学规建设，也能够体现出古典书院的制度创新精神。书院学规的内容，一般要包括书院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或读书方法、行为准则等。这一类学规的出现，对书院的正规化、组织化教学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历代书院的主持者都十分重视学规建设，现存最早、影响最大的学规就是朱熹制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和吕祖谦制订的《丽泽堂学约》。
淳熙六年（1179年），理学家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为了贯彻他的教学方针和指导思想，“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而揭示之，制订出《白鹿洞书院揭示》。朱熹在《揭示》中阐明了理学教育的宗旨，明确把讲明义理、道德修身的理学教育思想作为书院的教育宗旨。在朱熹所制订的这个学规中，对书院的教育方针和有关为学、修身、处事、接物之要等方面均作了详细规定，充分体现理学教育思想重视人格教育的特点，反映了理学家的人文教育宗旨。朱熹要求白鹿洞书院“诸君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自觉服从学规的要求。随着程朱理学正宗地位的确立，《白鹿洞书院揭示》被其他书院所普遍采用，成为一个对全国各地、宋元明清各代都有深远影响的学规。
另一位理学家吕祖谦为丽泽书院制订的学规亦很重要，且是乾道年间所订，比《白鹿洞书院揭示》要早。吕祖谦在书院教育实践中，为了贯彻其理学教育的宗旨，于乾道四年（1168年）订立了《学约》，也是把人的道德教育置于首要地位。次年，他在修改、补充规约时，进一步提出“凡与此学者，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体现出理学教育所讲求的人文教育特色。
南宋时期的书院学规虽不多见，但是出现得早，对后世的影响大，并体现出书院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特色，故而在书院史上居于重要地位。
会讲与讲会制度
书院会讲制度虽然形成于宋代，其实有着十分久远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渊源。《礼记·学记》认为“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可见古代教育家很早就知道：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必须建立在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基础之上。历史上那些不同学术观点的人聚集在一起讲学，已经具有“会讲”的实质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讲，可将“会讲”这一教育形式追溯到书院形成以前。
古典书院会讲制度的兴起，与宋代民间讲学风气很盛有关。宋代所谓“会讲”，即持不同学术观点的论敌或学友，通过聚会讲学的方式，以达到推动新的学术探索和传播的目的。两宋时期自由讲学风气很盛，故而将聚会讲学发展为一种稳定的会讲制度。作为一种学术与教学相结合的形式，会讲推动了书院的学术与教学的发展，在学术史、教育史上均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无论是从知识创新的学术功能来说，还是从学以成人的教育功能来说，会讲发挥的作用是十分多样化的。就会讲的目的、过程和结果来说，往往会有两种不同的形态。第一种会讲，就是学术同道之间通过彼此倾听、相互切磋的方式，以化解彼此的误解和分歧，最终完成知识建构与价值共识的文化使命。这也就是《学记》所讲的“相观而善之谓摩”。朱熹、张栻在岳麓书院探讨“《中庸》之义”的岳麓之会，最终达成学术共识，进而推动理学史的重要发展。第二种会讲，是指学术论敌之间通过明确分歧、辩疑问难的方式，希望最终明确谁对谁错的是非之理。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在江西铅山鹅湖寺就“为学之方”而展开学术争鸣的“鹅湖之会”，就是这一种会讲。两种会讲形态各有自己的价值与意义。
到了明清两代，上述会讲发展成一种定期举行的组织和制度，被称为“讲会”。阳明学派通过讲会的形式在民间社会传播心学，使讲会制度在明代中后期获得极大发展。特别是明正德、嘉靖以后，形成了古代历史上的讲学高峰，即所谓“缙绅之士，遗逸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明史》卷二百三十一《列传一百十九》）。
黄宗羲《明儒学案》载，钱德洪“在野三十年，无日不讲学。江、浙、宣、歙、楚、广名区奥地，皆有讲舍”。王畿也是如此，“先生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闽、越、江、浙，皆有讲舍，莫不以先生为宗盟”。
这些所谓的“讲舍”，就包括书院与讲会。有学者统计，从嘉靖初年开始到万历末年，有记载的大小讲会超过300个，形成一个讲会制度大发展的儒学传播高潮。王阳明及其后学共同创办书院讲学，使阳明心学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推动了阳明心学的社会化。
创造书院讲义
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宋儒创造了一种名为“讲义”的经学体例。“讲义”的范围比较广，其中有一种是“书院讲义”。乾道、淳熙年间是南宋理学思潮的高峰，史称“乾淳之盛”。作为“书院讲义”体例的著作，亦在这个时期大量出现。
南宋乾道年间，张栻主持岳麓书院与城南书院，他的《孟子说》《论语解》均是以他在两院的讲义为基础而成书的，其《孟子说》之前有《孟子讲义序》，可见是书本为张栻的《孟子讲义》。朱熹知南康军时修复白鹿洞书院，还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最终成文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吕祖谦晚年在婺州明招山创建丽泽书堂，《宋元学案·东莱学案》中收录有吕祖谦的《丽泽讲义》，内容包括《周易》《诗经》《周礼》《礼记》《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
继朱、张、陆、吕之后，他们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在书院讲经、编著书院讲义者更多，较著者如朱熹门人陈文蔚。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陈文蔚曾往福建武夷精舍从学朱熹，受到朱熹的器重。陈文尉特别重视教育，尤其是书院教育。他曾担任几个地方的州学教授，主持、授徒于多所书院，包括丰城的龙山书院、宜春的南轩书院、景德镇的双溪书院、星子（古为南康府治）的白鹿洞书院。他也留下诸多书院讲义，包括《龙山书院讲义》《白鹿洞讲义》《南轩书院讲义》，主要是阐发《孟子》《中庸》中的大义。又如朱门后学王柏，浙江金华人，其父王瀚为朱熹、吕祖谦门人，受家学影响，王柏后来亦成理学名家，曾受聘主持上察书院，他的《上察书院讲义》亦是书院讲义的名篇。
南宋后期，书院讲义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经学体例与教学体例，一些方志还将这些讲义搜集起来刊印出版。宋人周应合编《景定建康志》，其卷二十九就辑有明道书院的系列讲义，包括淳祐十一年（1251年）胡崇的《大学》讲义、宝祐三年（1255年）赵汝州的《大学》讲义、宝祐四年（1256年）潘骥的《周易》讲义、开庆元年（1259年）张显的《中庸》《论语》讲义、开庆元年（1259年）周应合的《论语》讲义、景定元年（1260年）胡立本的《大学》讲义、景定三年（1262年）程必贵的《大学》《中庸》讲义等。一所书院就留下了这么多的经学讲义，由此可见之盛。
作为一种新的解经体例，书院讲义受到了宋儒的重视和欢迎。如果将南宋书院讲义与其他解经体例作比较，可以发现宋儒的书院讲义具有义理之学特色鲜明的长处。宋儒解经重义理，他们根据需要而采用不同的解经体例，最终目的仍是阐发经典中的义理。一般来说，章句、训诂、集注均必须围绕经文作字、辞、句的注释，而讲义则往往从经文中提炼出大义，围绕大义作深入系统的阐发。所以在讲义中，宋儒可以脱离经文而讲解大义。如陆九渊留下的《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重点就是围绕义、利问题作如何“切己观省”的系统阐发。
陆九渊的讲义采取的是“取《论语》中一章，陈平日之所感，以应嘉命”的解经方式，他希望集中表达自己对义利之辨的义理思考。邀请者朱熹恰恰十分欣赏这一点，他在为讲义作跋时说：“至其所以发明敷畅，则又恳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盖听者莫不悚然动心焉。”由此可见，宋儒的“讲义”不同于章句训诂，其特点是阐发经典义理时要能够“发明敷畅”“恳到明白”，尤其是要能切入学者内心，让“听者莫不悚然动心”。
（作者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