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福建省、福州市考古工作者联合在福州市北郊莲花峰南坡斗顶山塔仔里清理古墓，出土刘华墓志及一批随葬品，其中3件体形宏大、幽光内敛的波斯（今伊朗及波斯湾周边地区）孔雀蓝釉陶瓶最为醒目，现分别收藏于福建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考古研究表明，陶瓶的胎体并非中国传统的高岭土，而是富含石英砂的砂石胎（或称硅酸盐胎）；其烧制方式亦带有显著的西亚伊斯兰早期低温烧制特征。这种在两河流域及波斯湾沿岸发展起来的制陶工艺，跨越万里重洋出现在福州的地层中，从物质本源上证实了唐代中晚期至五代，福州港已成为国际商贸网络中不可或缺的枢纽。

正如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感叹“波斯、大食器物，其数不可胜极”，印证了异域工艺在彼时中国市场的风靡。9世纪西亚文献《中国印度航海记》（《苏莱曼东游记》）中记载了从波斯湾西拉夫港出发的船舶，运载着香料、珠宝、精致陶器以易中国之丝绸，这一记载与福州出土的孔雀蓝釉陶瓶交相辉映，共同勾勒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贸易景象。

据北宋王钦若等编修的《册府元龟》记载：“（后唐长兴元年，即930年）六月，闽王王延钧遣使……献猛火油。其油易燃，遇水益炽。云得之大食国。”“（后梁开平三年，即909年）十二月，闽王王审知遣使贡献……兼奏大食、波斯等国商旅至。所献皆犀象、香药、真珠、玳瑁之类。”后唐长兴元年（930年），即刘华墓营建前后，闽地政权频繁接纳大食、波斯商贾，“所献皆犀象、香药、真珠之类”，甚至包括“遇水益炽”的猛火油。这些极具挥发性或易燃性的西亚名贵液体，正是通过孔雀蓝釉陶瓶这种坚固耐蚀的石英砂胎容器，跨越风浪抵达闽江之畔。

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亦有记载：“大食出蔷薇水，极芬香，以琥珀瓶盛之。”这类孔雀蓝釉陶器多呈长圆形或橄榄形腹，带有双系或便于提携的把手，器形设计极大地契合了远洋航船在风浪中堆叠与固定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它们最初并非单纯作为观赏器皿输入，而是作为容器，满载着波斯等地的香料、蔷薇水、药材等名贵特产来到福州，而福州的糖、连江浦口窑与闽清义窑的精美瓷器亦源源不断运往海外。这种建立在互补互惠基础上的商品流转，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自古崇尚“协和万邦”，致力于构建平等互利而非零和博弈的和平贸易模式。

陶瓶表面那层夺目的孔雀蓝，源于西亚特有的碱性铜蓝釉技术。波斯史诗《列王纪》中多次歌咏青金石般的色彩。在菲尔多西的笔下，盛装美酒与香料的器皿“色如青金、光如晴空”。这种色彩在波斯语境中不仅是工艺的极致，更是永恒与高贵的象征。明朝曹昭《格古要论》记载：“大食窑……其色青，有花纹……底坚致。”在漫长的海上颠簸与岁月的侵蚀下，釉面虽有剥落，但那抹幽邃的蓝，犹如阿拉伯海与太平洋交汇的波光。其瓶身往往伴随有贴塑或划花的几何纹、植物纹等典型伊斯兰装饰元素。这种在西亚文明中象征永恒与神圣的色彩，随商贾之舟东渡闽江，与中华文明崇尚的“大国气象”在福州港不期而遇。这种审美上的双向奔赴，正是闽都作为“海丝”门户，其文化包容性与世界性的生动注脚。

一抹孔雀蓝的远道而来，离不开一片海纳百川的宽广海域，更离不开一种顺应时代的开放制度。孔雀蓝釉陶瓶在福州的出土，印证了唐宋元时期福州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历史轨迹。唐末五代，闽王王审知秉持“宁为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的宏阔视野，动用巨大人力物力开凿险峻的闽江口甘棠港，彻底扫除了海航障碍。正如福州闽王祠内“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所载，为了“招徕海中蛮夷商贾”，福州设立了负责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与榷货务，“尽去繁苛，纵其贸易”。正是这种“尽去繁苛”的重商恤商理念与制度型开放安排，为波斯商人携带孔雀蓝陶瓶顺利进入福州提供了优渥的政策土壤。

至元代，《马可·波罗游记》更是清晰描绘了福州工商业繁荣、船只辐辏的盛况，记录了原产于波斯湾或经霍尔木兹港转运的“珍珠宝石”在福州市场大放异彩的图景。这件孔雀蓝釉陶瓶，正是这段长达数个世纪、由帆与海共同谱写的开放交响乐中最为具象的一个音符。

伴随孔雀蓝釉陶瓶而来的，还有波斯湾等地的多元信仰。唐中叶以后，源自波斯的摩尼教传入福州。《闽书》记载：“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授侣三山。”福州一带元代穆斯林墓葬的发现，亦印证了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阿拉伯商贾在福州的活跃。与此同时，宋代福州东禅寺刻印的《大藏经》，亦随着商船远渡重洋。无论是接纳西来的波斯陶瓶与信仰，还是东传大乘佛教经典，福州均展现出了极大的文化包容力。

“向海而兴，拓海而荣。”从孔雀蓝釉陶瓶那抹跨越千年的异域幽蓝中，我们读出的是古代福州与波斯湾等地区密切互动的宏大历史，更是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包容底色。

（作者单位：福州工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