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师重道的美德，与历史上福建书院学人的身体力行是分不开的。

两宋时期的官学，受科举制度的影响，往往弃儒学经典不顾，而将中选的时文作为模仿对象。为改变这一状况，北宋福州郡守蔡襄招延名儒“海滨四先生”训诲州学诸生，开始了地方官学与书院教学相结合的早期实践。真德秀盛赞此举：“师道立则善人多……时则端明蔡公为守，招延四先生者而启迪之，于是深于经学者彬彬焉出，诗书文物，轶于中州，岂非师道之立故耶？”（《西山文集》卷三八）

尽管有“海滨四先生”为重立师道的努力，然而下延至熙宁年间，士风的状况仍未得到有效的扭转。朱熹在《福州州学经史阁记》中描述其时的福州州学说：“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比年以来，教养无法，师生相视，漠然如路人。以故风俗日衰，士气不振，长老忧之。而不能有以救也。”

朱熹曾撰写《学校贡举私议》等文章，试图以此扭转颓习。他认为，学校的士风建设，关键在于师道精神的回归，在于“择士之有道德可为人师者以为学官，而久其任，使之讲明道义，以教训其学者”。至于教育诸生的目标，他在《福州州学经史阁记》中指出，在于“明德新民求各止于至善而已”。至于如何取得所明之德、所止之善，朱熹认为，其途径不待外求，而“在我而敬以存之”。

尽管有以朱熹为代表的一批理学名师的努力，然而各地官学师道日衰、士气不振的状况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为此，书院讲学成了传播儒学之道的最佳途径。这是朱熹学派在各地创建书院的初衷和动力。

为弘扬尊师重教的师道精神，朱熹为书院学子寻找、树立许多历史上值得效法的典范。北宋理学的开山祖师胡瑗，是一位“治己而后治人”的典范。朱熹在武夷精舍讲学之时，将其事迹编入《小学》一书中。北宋大儒程颢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朱熹对其关于治世宜用贤才、贤儒为师的言论颇为赞赏，将此说引至在武夷精舍所编的《小学》中：“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宜先礼命近侍贤儒及百执事，悉心推访有德业充备足为师表者，其次有笃志好学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于京师，朝夕相与讲明正学。”此“足为师表者”“材良行修者”萃于京师讲明正学，势必对全国的学风、士风甚至政风都能产生正面影响。后来许多名儒如杨时、朱熹、刘爚、真德秀等都有过在京师经筵讲学的经历，与程颢此言有一定的关系。

北宋游酢、杨时“立雪程门”，成为尊师重道的千古佳话。这与朱熹的倡导密不可分。他在《二程外书》《伊川先生年谱》中曾多次讲述了这个故事；淳熙二年（1175年）在寒泉精舍，又将此编入《近思录》中：“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

“程门立雪”对后人来说，强调的主要是学生对老师的尊重和师道尊严；而朱熹在《二程外书》和《近思录》中，又分别记载了明道程颢的故事：“谢显道曰，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则浑是一团和气。”“侯师圣云：朱公掞见明道于汝，归谓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此“一团和气”“如坐春风”，则是学生眼中值得景仰的老师形象。

朱熹将此与“程门立雪”放在一起说，表达的是明道程颢与伊川程颐“二先生气象之不同”，而从师道来说则一。

在游酢、杨时“立雪”精神鼓舞下，其后学将此精神发扬光大，留下了许多尊师重道的故事，如罗从彦“鬻田走洛”。杨时晚年主要在福建和江浙一带讲学，后来成为朱松、李侗老师的罗从彦，听说杨时在浙江萧山讲学，不远千里虔诚地步行前往求学。仅听课三天，就惊得汗流浃背，暗自庆幸自己幸好来此学习，否则这辈子就算白过了！明福建提学徐即登为此有诗说：闽海山川此上游，千年学脉四贤留。南来吾道传心印，虚过一生愧汗流。

罗从彦在与杨时谈论《易经》时，说到《乾卦》的九四爻，杨时说：“伊川先生说得最好。”杨师此言，让罗从彦萌生了前往洛阳求学的想法，于是立即卖掉自己的田产换成盘缠，飞奔到洛阳拜师程颐。听程师讲课后，罗从彦深有感触地说：“在龟山先生那儿学到的东西和程师讲的完全一致！”此即理学史上著名的“鬻田走洛”的求学故事，被写入《宋史·罗从彦传》。

再如朱熹“徒步拜师”。朱子在去同安任职的途中，曾到延平拜访李侗。李侗劝他专心研读儒学典籍，不要迷恋佛学。这对朱子的思想触动很大，对其早年所学禅佛之道产生了动摇。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春正月，他正式拜李侗为师，从而完成了“逃禅归儒”的蜕变。为表达其诚意，此行他决定效法先儒游酢、杨时的“立雪”精神，弃马不用，徒步三百里，从五夫至延平拜见李侗。夜晚则借宿在西林寺院，时间长达近三个月。明冯徒吾曾以“程门立雪”和朱熹“徒步拜师”为例说“昔杨龟山既登第始立雪程门，朱晦翁同安任满犹徒步执贽延平”，赞扬“古之大儒，其作用原自不凡”。

又如黄榦“候师三月”。黄榦24岁时，在吉州遇见刘清之，想拜他为师。刘清之了解了黄榦的学业后，郑重地把他推荐给朱熹。于是，黄榦怀揣刘清之的推荐信，走上了拜师求学之路。这时正值大雪纷飞的冬季，黄榦冒着严寒徒步来到崇安五夫。不巧朱熹外出未归。于是，黄榦寄居在客栈，在苦读儒学典籍中耐心等待。这一等，居然长达三个月。后来，人们把这个故事称为“候师三月”。

唐代大儒韩愈在《师说》中提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传道是传授做人的道德，授业是传授学业。朱汉民认为：“在宋代士大夫的积极入世活动中贯穿着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一种师道精神的为政与为学，而特别体现在他们的书院教育中。”（《宋代书院的“师道”精神》）

为何是体现在书院教育中而不是官办学校中？盖因其时师儒不尊、师道不立，各地官学腐败现象严重，太学沦为“声利之场”，“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为此，扭转这一现象的重任不可避免地落到了民间书院的肩上。从游、杨“程门立雪”、罗从彦“鬻田走洛”、朱熹“徒步拜师”到黄榦“候师三月”，无不与理学家的书院教学密切相关。

追溯师道的历史渊源，孔老夫子被尊为“万世师宗”。然而，秦汉以来，师道失传。其原因，朱熹认为是“秦汉以来讲学不明”之故。为寻找失落已久的“师道”，两宋以来的儒者为此演绎了不少类似“立雪”拜师求道的故事。这些故事的最终旨归，都指向一个“道”字。

“道”是中国古代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从本体的角度来说，指的是宇宙万物的规律、原理或本原，即所谓“天道”；从伦理的角度来说，指的是社会道德原则与伦理规范等，即所谓“人道”。故所谓“道学”，指的是探讨天人之道的学说。具体到尊师重道的“道”，则更多的是从人道的角度而言。此即朱熹所说的“士之有道德可为人师者”，这说的是为师者必须是有德者；“使之讲明道义，以教训其学者”，这说的是讲学是为了讲明道义以授学习者；其目标则是“明德新民求各止于至善”。而取得这一目标的途径，则是“在我而敬以存之”。黄榦将此归纳为“居敬以立其本”。

总之，正是由于历史上福建书院学人的坚持，尊师重道的“立雪”精神得以确立并代代传承。游酢、杨时、罗从彦、朱熹、黄榦等书院师道精神的奠基者，为后学树立了值得学习的榜样，也为当下提供了可供效法的经典范例。

（作者为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朱子研究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