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这座千年古城，向以文脉绵长、人才辈出著称。在近代中国风云激荡的岁月里，一位福州人以“精”字为剑，在历史的紧要关头直刺时弊，以一纸上书推动了整个帝国的军事变革。他就是被誉为“近代中国陆军之父”的曾宗彦。
戊戌变法前夕，当朝野上下尚在争论不休时，这位江南道监察御史以一道《时艰孔迫，宜用洋操克期练军陆军折》直陈要害：“但求其精，不患其少。”寥寥数语，却切中了晚清军事改革的命门。这份奏折成为百日维新中兵制改革的导火索，也奠定了曾宗彦在近代中国军事史上的独特地位。
然而，当我们循着历史的脉络深入探究，便会发现：“精”字不仅是曾宗彦推动陆军改革的核心理念，更是贯穿其一生的精神底色。从福州“鹗里曾”家族的书香门第，到京城御史台的激扬文字；从戊戌变法的风云际会，到晚年西南山区的教育坚守，一个“精”字串联起这位福州先贤的完整人生。
曾宗彦出身于福州著名的“鹗里曾”家族，这个家族在福州文脉中占有独特地位，其曾祖父曾晖春、祖父曾元炳、父亲曾兆鳌，加上曾宗彦本人，四代直系接连中进士，这在清代福州是独一无二的。其高祖母陈帖，是林则徐的大姨妈；母亲王如瑛，出身于江苏高邮王氏家族，外高祖父正是那位扳倒和珅的直臣王念孙。这样的家世，让他自幼便浸润于“经世致用”的学风之中。林则徐的爱国情怀、王念孙的刚直敢言，都深深烙印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他曾说：“我以不消说者不说胜，故以少许胜人多许也。”（《话梦集》）这句话道出了他一生的行事准则：不说废话，以精练取胜。
同乡何刚德在《话梦集》中评价他“公气度秀逸，诗尤戛戛独造”，并描述道：“一别春明岁月深，铁门风雨最关心。屏将尘牍余幽赏，静比僧寮共苦吟。最足移情人似玉，不轻著墨字如金。每吟人必三四首，公至多两首而已。两三知己形骸略，同赏黄钟大吕音。”精准勾勒出一位才华出众、风格独特的福州士人形象。
1898年5月25日，曾宗彦向光绪帝呈上奏折：“为今之计，莫若先尽各省已有之饷，练各省洋操之兵，但求其精，不患其少。”（《永绥厅志》卷十六）这一主张的核心，正是“精兵”二字。在当时各省财政困窘、兵力分散的情况下，他不主张盲目扩军，而是主张集中现有资源，精练新式陆军。他还特别强调，各省陆军一律改用洋操（西式训练），尤以东三省练兵为当务之急。
这份奏折的独特之处在于直击要害、条理分明。翁同龢在日记中完整记录了当天的情形：“曾宗彦封奏，练洋队，谓宜遣大员巡行督率，否则无办期；片，六条，即此事，甚简当，交户、兵二部妥速议奏。”简，是不说废话；当，是切中时弊。
光绪帝对此折极为重视，次日即交军机处审议，随后下谕：“今日时势，练兵为第一大政，练洋操尤为操兵第一要着。”（《清实录》）这一决策，最终演变成百日维新的一项核心国策，“命一国皆改兵制”（梁启超语）。
曾宗彦的贡献远不止于军事，在百日维新期间，他继续上书，将“精”的理念延伸到更多领域。
在振兴农工方面，他提出要精选实业、振兴农业和工业，以抵制洋货、收回利权。曾宗彦递上《铁路将兴，洋货愈畅，漏卮愈大，急宜振兴农工二务以筹抵制而收利权折》，并随折递上附片《急宜于各学堂精选学生赴欧美精习矿学，并南北洋宜设立矿务学堂片》。他在奏折中直陈时弊：“洋人自通商以来，竭泽而渔中国精华，朘削殆尽。且新增条约，又准改土货为洋货，贩运既捷，成本愈轻，销路愈广，今又佐以铁路，将以开中国之利源，适以竭中原之膏血。”面对洋货倾销的严峻形势，他提出振兴农工的主张，强调中国地大物博，若以西法经营，“利可六倍西人”。
这一建议切中时弊，得到了光绪帝的高度重视。曾宗彦上奏当日，光绪帝即下谕旨，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奏农工二务及设立矿务学堂事宜。同年五月十六日（1898年7月4日），总理衙门专门上《议复曾宗彦奏振兴农工二务折内农学会一节》，对其建议予以采纳。《清实录》卷四百二十明确记载了光绪帝对此的批复：“农务为富国根本，亟宜振兴。各省可耕之土未尽地方者尚多，著各督抚督饬各该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切实兴办，不准空言搪塞。”这道上谕不仅采纳了曾宗彦的建议，还明确要求翻译国外有关农学的各类书籍，各省“兼采中西各法”振兴农业。这些都体现了曾宗彦不是泛泛而谈，而是精准锁定农学会、矿务学堂等具体抓手，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戊戌变法失败后，曾宗彦悲愤交加，告假还乡，但他并未消沉，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延续自己的变革理想。
1899年至1901年，他先后出任凤池书院（福州一中前身）末任山长和正谊书院院长。正谊书院是福建四大书院之一，以规格高著称——学生必须具备举人或五贡（拔贡、优贡、副贡、恩贡、岁贡）资历。在福州期间，他以“精”的精神一以贯之，为人师表，将维新思想融入教育实践。
1902年，曾宗彦被外放至贵州思南府任知府。即便身处偏远山区，他仍潜心新政，于1904年在城内新考棚创办思南府官立中学堂，是当地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次年他调任兴义府，该校移入凤仪书院旧址，延续至今，成为今天的贵州思南中学的前身。在西南山区播下新式教育的种子，是这位失意维新志士最后的坚守。
值得一提的是，曾宗彦所在的“鹗里曾”家族，创造了一个罕见的传奇——十六世、十七世、十八世三代人，分别在中国近代陆军、海军、空军的发展中留下了印记。
曾宗彦本人推动陆军改革，被誉为“近代中国陆军之父”。他的胞侄曾毓隽，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策动1923年海军“沪队独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另一位胞侄曾以鼎，是抗日海军名将，新中国成立后任正军级海军首长。而曾毓隽的女婿王孝丰，则是中国第一批航空工程硕士、马尾海军飞机工程处副主任，参与制造中国第一批水上飞机，是中国航空事业的早期开拓者之一。
一个家族三代人，贯穿了中国近代陆、海、空三军的草创历程，这在近代中国史上极为罕见。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曾宗彦“但求其精，不患其少”的变革理念，与家族后世报效国家的选择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鹗里曾”家族报效国家的精神底色。
1912年，曾宗彦在福州家中病逝，享年62岁。这位曾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先贤，在故乡的土地上安息。作为福州先贤，曾宗彦的名字与林则徐、沈葆桢一起，镌刻在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中。正是这些以“精”字为魂的福州人，在近代中国的变革之路上，留下了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印记。
（作者单位：福建农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