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软木画肇始于民国初年，由福建工艺传习所木雕总教习陈春润率弟子吴启棋、郑立溪等人，受欧洲软木贺卡启发创制。早期匠人取用本土水松根为材，但其成品色泽偏冷暗，艺术表现效果有限。经反复试验，他们发现船舶防撞装置或救生圈所用的软木垫片质地松软、纹理细密且富有弹性，更适用于软木画，软木遂成为理想材料。
创始之初，匠人常将作品售予洋船船员，并以此交换软木。往来闽江的洋船既是软木画的重要销售渠道，也是获取原料的主要来源。随着上海软木原料进口日趋稳定，连接上海与福州的“申榕线”海运航线为原料供应提供了持续保障，有力推动了软木画业扩大生产规模。
软木取自栓皮栎树皮中的木栓质层，经加工后具备优良的密封、绝缘与缓冲性能。地中海沿岸地区的软木利用历史悠久，18世纪，欧洲的软木酒瓶塞需求迅速增长，软木生产商业化进程加快，推动了葡、法等国软木业的发展。至19世纪，随着机械化生产的推进，软木的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并加速普及，成为工业生产与日常消费的重要材料。20世纪初，软木的军用价值进一步凸显。彼时，全球最大软木生产国为葡萄牙，西班牙次之。
西方软木制品传入中国，其生产方式、流通体系及功能属性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中国软木业亦在适应全球消费潮流的过程中，以上海为中心，在借鉴与吸收中初步建立。福州软木画作为新兴工艺门类，成为突破工艺品出口瓶颈的重要代表。
晚清时期，软木制品已在中国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清政府曾拟设新式软木防撞救生船。福利洋行开设的“荷兰水”（汽水）厂采用机器安装软木塞。医疗实践中，病人甚至口咬软木塞以配合痰核割除手术。这一时期，中国软木制品仍主要依赖进口，本土规模化生产尚未形成。20世纪初，比利时良济洋行在上海创办中国首家软木厂——中国软木瓶塞厂，引进国外机器及原料，主营软木塞，兼营码头防撞设备及救生圈等，当时报纸称其“因独家制造，获益丰厚”。
华商随后相继设厂，除成莲记资本雄厚外，另有朱彬记等10余家小型工厂。这些工厂多通过洋行拍卖购入原料，生产软木塞、软木纸板、软木砖等产品，主要供应上海本地与华北市场，内地及南洋地区由驻沪庄客承办转运业务。1936年，上海软木业公会成立，标志着行业逐步组织化与制度化。同期香港软木业亦颇为繁荣，尤以软木帽业见长。凭借区位与航运优势，香港得以便捷汇集各地制帽材料，大量分销至南洋以及粤、沪等地区。
其时，软木已深入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几乎成为“常识”。人们戴软木帽以避日光、护头脑，散步健身时手握软木吸收手汗、锻炼握力，或使用软木烟嘴以防烟汁侵入喉部……软木的应用场景日益多样，相关交易持续增长，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越发深远。
在家庭生活中，软木主要用于家居与装饰领域，如桌垫、首饰、瓶塞及鞋底等。琳琅满目的商业广告着力呈现软木商品兼具美观性与实用性的特征，报刊中的女性专栏与时尚版面亦不时推介软木制品的使用技巧，强调其与时尚生活方式，尤其是与女性消费文化之间的紧密关联。
在公共生活领域，软木常用于各类基础与公共设施之中。如上海图书馆铺设的静音软木地板、上海鱼市冷藏库内的软木护壁，以及电梯中的隔音软木垫，均展现出软木材料与现代城市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此外，软木在实验器材与医疗设备中的应用，使其与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科学读物中常有对软木及其衍生品的介绍，甚至儿童科学启蒙实验亦频繁使用软木制品。
国仇家困之际，商家还充分挖掘中国软木商品的民族属性，通过“完全国货”“抵御暴日”“与外货争胜”等话语争取消费者支持。例如惠可公司增设软木部时，强调自身纯国人资本背景，商品由美、西直运来申，并以“于商战时期为国家实业尽绵薄之力”为号召，既突出舶来品来源正宗，又借助民族化营销促进销售。
软木商品虽体量微小，却深刻影响产业链运行。抗战时期，中国软木进口停滞，不法商人囤积居奇，价格暴涨达200倍。上海软木塞业因此被迫多次毁约涨价。软木塞短缺一度引发市场恐慌，导致相关行业陷入困境：药价上涨，汽水果汁业回收瓶盖以节约物资，商家纷纷登报重金求购软木现货。
面对此局面，各界采取多重应对策略。一方面，自产软木成为迫切需求，开发本国栓皮栎资源的呼声高涨。陕西及南方地区试行种植软木树。植物学家焦启源撰文论证在西康发展软木种植业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提出相应方案。另一方面，金属盖、玻璃、橡胶等代用品陆续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软木紧缺压力。1946年，战后首批软木从挪威运沪，软木业逐步恢复生机。上海软木工厂增至58家，核心商品软木塞基本实现自给。
民国的英语普及读物中，软木商品频繁出现于日用介绍、商贸会话之中，尤显其商业功能之发达与日常功用之必要。软木深度融入中国的知识与教育体系，其经营活动亦牵动着整体工业生产。从依赖成品进口转向自主加工生产，近代上海软木业完成了产业建构与转型，并向全国各地辐射其影响。
上海与福州之间素来经济联系紧密。进口软木及其制品的洋行主要分布于上海与香港，亦有少数在福州设立分行，其中包括英商天祥洋行、葡商绍和洋行等。上海软木业的繁荣延伸至榕城，近代福州外贸体系发达、工艺传统深厚，亦为软木画的诞生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生产与市场条件。
在技艺上，福州软木画匠人潜心研究，促使其在短时间内由小型纸板贺卡发展至平面薄雕挂框，再到半立体浮雕挂框。作品以风景题材为主，在软木基底上辅以通草制成的鸟兽等形象，构成具有空间层次感的“立体的画”。由于制作精巧且耗时长，软木画售价较高，多作馈赠之用，属于高级消费品。20世纪20年代，上海永安公司以每幅7元2角的价格大力推销福州软木画。至20世纪30年代，福州软木画业发展兴旺，从业者逾150人，年产软木画4000余幅，年产值超过10万银圆。
据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的《福州旅行指南》记载，福州城内总督后及后街一带软木画店林立，约2元即可购得一幅软木画，用以装点客厅、斋堂等处，“殊为雅致”。作为闽省特产参加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时，软木画被寄予厚望，以期达到“保存历史，挽回漏卮”之效。其不仅畅销国内，还通过设于上海、香港等地的分店，远销台湾、南洋及欧美地区。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严重冲击软木画业的正常发展。福州第一次沦陷期间，海口被封锁，原料匮乏，匠人四散他乡。福州城内仅余2家软木画店，勉强依靠救生圈软木垫片维持生计。抗战胜利后，中国手工艺协进会福建分会积极向内地及国外推销软木画；福建省特产辅导委员会亦组织软木画合作社，帮助福州软木画有序恢复生产。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福州软木画店发展至13家，从业者近百人。
西方软木跨越国界在中国生根开花，通过申榕两城之间的区域联动，福州软木画成就了软木资源本土化利用与工艺重构的独特范例。对近代中国软木业的考察，不仅有助于理解西方软木的东传路径，也揭示了地方社会对全球资源流动的文化回应。
进入当代，福州软木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返公共文化视野，其所承载的不只是技艺本身，更是一种可被不断激活的历史记忆与生活传统。尤其在春节等重要岁时节点中，软木画所营造的空间意象与吉祥寓意，仍持续参与当代社会的文化认同建构，为传统工艺在现代生活中的延续与创新提供现实注脚。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