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往往源于人类内心深处自我表达与探索的强烈冲动。在学术领域，这种冲动犹如一股强大的动力，推动着学者不断突破既有框架的束缚，探索未知领域。潘新和教授的专著《破执：治学知行录》正是源于自我探索的深刻需求，写法无拘无束，巧妙地将学术理性、叙事文学与新媒体表现融为一体，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体风格。其既有对童年“搜敛火石”童趣的温馨追忆，又有对学术师承的详细溯源，其间穿插着《庄子》寓言的哲思，为论述增添了深度与韵味。
此外，书中还夹杂着虚拟情境的文学想象，激发读者的联想与思考，如同作者童年敲击火石迸发的火星，虽看似无序，却有着打破学术话语陈规的气势。在传统的学术著作中，往往要求有严格的写作规范和学术格式，而《破执》却打破了这种束缚，以一种自由、灵动的方式来表达学术思想。
从自序中我们可以看到，潘新和拒绝将《破执》归类为传统自传或回忆录，而是创造性地提出“溯着讲”的概念。这一概念与“照着讲”“接着讲”相互配合，共同构建起他学术探索的完整体系。具体而言，“照着讲”体现在《中国语文学史论》中，此阶段着重于学问积累与思维历练，为后续学术研究筑牢根基；“接着讲”则呈现在《语文：表现与存在》里，它实现了承前启后，在学术创新方面取得突破；而“溯着讲”作为《破执》所采用的方式，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它叙、论结合，更侧重于悟、论。通过对个体言语与精神生命成长历程的反思，提炼出对人文学者学术研究具有普遍参考价值的规律与方法。在《破执》中，潘教授借助“溯着讲”，系统梳理并总结了自己的学术生涯、治学理念以及精神追求等，为读者清晰呈现出一个学者在学术道路上完整的成长轨迹。这种“溯着讲”的方式，意义不仅在于对自身学术生涯的回顾与反思，更在于对学术本旨、学者精神进行了深刻探讨与阐释。
作者的学术生命，始终贯穿着“执念”与“破执”的张力。这种矛盾性在他的童年经历中便已显现端倪。他曾痴迷于搜集火石，在黑暗中敲击出耀眼的火花，这种对“光明”的执着追求，后来转化为对学术真理的终身叩问。他对学术的热爱和执着，如同童年对火石的痴迷一样，从未改变。然而，不同的是，他始终保持着对“执念”的警惕。当学界普遍沉迷于“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一观点时，他冷峻地指出：“兴趣是见异思迁的半吊子喜好”，唯有“立言”的信念才能从一而终。这一观点深刻地揭示了兴趣的局限性和立言信念的重要性。在学术研究中，兴趣可能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转移，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兴趣可能会逐渐消退。而立言的信念则能为学者提供持久的动力和坚定的方向，使他们在学术道路上持之以恒。
这样清醒的自我认知，源于他对学术本质的深刻洞察。在《破执》中，他坦陈自己曾陷入“治史的迷障”：为考证一个细节，可以翻遍半间图书馆的古籍；为完善理论体系，能够长期闭门谢客。这种近乎偏执的专注，体现了他对学术的执着追求。但同时，他也深刻认识到，学术研究需要执着，但不能被执念所束缚，要在执着中不断突破执念、突破束缚，才能实现学术的升华。
《破执》上下卷犹如两幅徐徐展开的学术长卷，各自独立又相互呼应，构建了其完整的学术生命叙事体系。上卷以生命历程为经，以其节点、拐点与相关人、事为纬，编织出作者从懵懂孩童到学术中坚的成长轨迹。其间穿插着对学术本质的初步探索与对传统教育弊端的深刻反思。如在《挣扎于“官、学”的“士”人生》中，他挣脱身份桎梏，在现实与理想的碰撞中坚守学术初心。这种挣扎正是对“执念”的初步突破，为后续学术探索奠定精神基调。在《师道，德、才、学识并进》中，林可夫、孙绍振等前辈对他的学术道路影响深远。在这一过程中，他始终将言语生命作为自己成长的重要动力，通过不断的写作与表达，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升与超越。下卷则以学术对话为轴，以前贤思想为镜，在跨越时空的交流碰撞中，提出“言语生命本位论”等具有开创性的理论，为语文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思路。在这一过程中，更是将言语生命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他通过对前贤思想的深入剖析与批判性继承，构建起一套独特的语文学理论体系，不仅关注语文教育的实践层面，更从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多维度审视语文教育问题，使语文学研究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与深厚的理论支撑。
《破执》对语文学领域的贡献具有双重突破性。在理论建构层面，作者提出的“言语生命本位论”彻底颠覆了“工具论”的统治地位。传统的“工具论”将语文教育仅仅视为一种技能训练，忽视了学生言语生命的发展和个性的培养。潘新和通过揭示“听说读写”技能训练对言语生命力的压抑，将语文教育从机械操作层面提升到生命存在的高度。他认为，语文教育应该关注学生的言语生命意识，引导学生通过创造性言说和写作，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和个体生命的升华。在方法论层面，“三通”理论（古今贯通、内外贯通、中外贯通）与“三超越”方法（超越感性直观、经验认知、常识思维）构成独特的学术创新路径。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使作者能够从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多维度审视语文教育问题，为语文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方法。在《语文：表现与存在》中，这种方法论优势得到充分展现，为解决长期困扰学科发展的理论困境提供了新思路，推动了语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在语文学领域的成就，还体现在他对语文教育实践的变革。传统的语文教学往往注重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忽视了学生的情感体验和个性发展。而潘新和的理论强调语文教育应该关注学生的言语生命，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让学生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感受到快乐和成就感。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使他的学术研究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与影响。
对于当代学者而言，《破执》的启示在于揭示了学术创新的本质路径。潘新和通过自身实践证明，真正的理论突破既需要对传统的深度继承，更需要创造性转化的勇气。书中反复强调的“立言信念”，实际上是对学术功利主义的有力批判。他拒绝“课题包装”，坚持“学问就是目的”，这不仅是个体学术品格的写照，更为当代学界提供了抵御异化的精神资源，激励着我们坚守初心。
《破执》对治学之道自我剖解式的“超学术”探研，激发我们对沉陷其中的、量化学术生产机制的警觉与反思。“在火石迸裂的绚烂中闻仙乐神曲”，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他作为学者实现自我救赎的过程，还是那个时代学术精神重新焕发生机的迹象。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