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孙楷第先生编纂《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奠定了中国古典小说目录学的柱石之基，深刻影响了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学科建设与发展。近百年来，古典小说文献著录沿着孙楷第“三目”的步伐逐渐迈向多元，从地域差异和地域特征的角度对小说的刊刻出版开展文献著录的工作崭露峥嵘。《建阳刊刻小说叙录》以小说叙录的方式直观反映了建阳刊刻小说的发展盛况，完善了建阳刊刻小说的研究体系。
“叙录”一体始于刘向，班固《汉书·艺文志》言其旨在“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建阳刊刻小说叙录》取体于斯，积累岁之功，博采前贤书目所载之余，通过实地考察和广泛访书将目前知见的建阳刊刻史料搜整殆遍，不仅构筑了建阳刊刻小说研究的文献根基，更在版本著录上实现了诸多突破。在文献层面，该书网罗放佚，大幅增补建刻小说版本，著录建阳刊刻小说108部，涉及版本190多种，相较于前贤著录版本增加五六十种。其中包含《显法白蛇海游记传》《包待制》等未见著录的小说作品，以及《鹤林玉露》《孤树裒谈》等虽见于过往著录，但未提及有建阳刊本的小说。其次更是广采诸家目录，择精纳新，增补前人著录小说中的建刻版本信息，如著录《三国志演义》建阳刊本30种（另翻印本5种），较前贤著录的20余种增益5至10种。又如《列国志传》的建阳刊本，此书在前贤著录三台馆刊本之外新增慕湘藏本和杨美生刊本，在此基础上又勉力著录同一版本的翻刻情况，如书中增补的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杨美生翻刻本《列国志传》，乃是前贤著录过的日本蓬左文库藏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本和上海图书馆藏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本之外的又一翻刻本。此外，该书亦著录同一种小说同一版本的不同藏本，并格外对较为稀见刊本作翔实介绍，打破了传统书目仅列藏所之惯例。如著录朱鼎臣本《西游记》时分述台北、日本、张颖杰三藏本之刊印时序、版片漫漶与补刻情况，为认知小说刊本全貌、重现小说传播史提供了关键实证。
如此种种，极尽拾遗补阙之能，力避遗珠弃璧之憾，加之著录内容在常见的书名、藏所、刊刻书坊等信息之外又增添印章、序目、插图、评点等丰富内容，可谓图文并茂、巨细无遗，详尽展示了建阳刊刻小说的藏存境况。是书在文献上的广采博收、取精用新，不仅让前贤已著录的建刻小说焕发新生，亦令未见著录的建本小说复彰异彩，就文献价值而言已堪称厚重。涂秀虹教授及其团队又以对建阳刊刻小说语体特征和题材类型特征的独到认知，来对这些材料进行熔裁缀辑，在编次立目中独运匠心，使其与叙录之体相得益彰，既能够贯彻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又可以充分彰显建阳地域文化特性对小说刊刻的影响。
全书著录分为宋元、明清两大部分，宋元部分分列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明清部分则按照题材类型分列讲史小说、神魔小说、公案小说、世情小说、话本小说、文言小说及其他，部次井然，各有深意。建阳刻书历经宋元明三代之盛，小说刊刻也兴于宋，盛于明，衰歇于清初。此书编目始于宋元，纵贯四代，大有穷源至委之意。建本小说的刊刻取向虽与时变易，但宋元两代文化教育、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却为建阳的小说刊刻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特色与印记。宋代乃福建地区文化发展鼎盛期，建阳及其周边地区的文教事业亦属发达，因此宋代建阳书坊刊刻小说大多带有传播知识的价值判断，多为传统目录学意义上重知识、重学术的文言小说，体现出服务士人读书与学术积累的功能取向。入元以后，科举不常、仕宦阶层解体，阅读市场发生巨变，具备文学文体意义的白话小说大量涌现并成为主流，尤以讲史平话最具代表性，在建阳书坊发展历程中留下了小说由雅入俗的发展印记。受宋代理学传统影响，建阳元代以降刊刻的大量讲史平话仍延续着彼时的文教传统。《建阳刊刻小说叙录》以文言、白话作为宋元两代建阳刊刻小说的基本分类，正是作者团队对建刻本小说历史演变内在逻辑的深刻溯源。
明清部分的编目在继续贯彻这一思路的同时，更加强调建阳的地域文化因素对小说刊刻题材选择的影响，体现了从宏观视角考量建阳刊刻小说之于古典小说刊刻的地位与价值的学术思维。现存明代小说刊本中建刻约占一半，对明代进入中国古代小说繁盛期可谓居功至伟。这些小说多以白话通俗小说为主，文言小说较少，并且多集中于讲史、神魔、公案三类及与建阳的文教、民俗等地域文化因素紧密相关的题材上。《建阳刊刻小说叙录》据此张纲立目时，兼顾小说史相关概念的流变，弥增守正出新之华彩。
明清刊本采用的“讲史小说”概念源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此为目不仅涵盖了当前学术界常用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等概念，更是基于建刻小说文本面貌和文体的历史演变情况，结合建阳地域文化进行综合考量的设计。如建刻本中典型的“英雄传奇”《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南北两宋志传》虽初具凸显英雄形象的意识，但仍以表现历史全貌为重，呈现了英雄传奇小说逐渐发展的类型特点。它们之所以更加倾向“历史演义”而非“英雄传奇”，也正源于福建地区兴盛的文教事业以及影响深远的史官文化。这些文化因子在元代已促成了讲史平话刊刻的兴盛，使历史叙述走向通俗化。明代建阳编刊之讲史小说直承元代之讲史平话，又受这些文化因子的深入促进，以“讲史小说”为目充分彰显了宋元明讲史一脉相承的核心特质。与其相比，神魔小说与公案小说等分类思路均含异曲同工之妙，皆是基于同一历史发展脉络，融合了大文学传统背景与建阳周遭地域文化背景的得宜之举。建本神魔小说的刊刻扎根建阳及其周边地区浓厚的宗教与民俗文化，所刊《西游记》等代表作品富含地方特色，注重以民间信仰为基础的文化认同；公案小说的刊刻则与建阳“家有法律”的民俗以及崇尚清官、刚健正直的文化风尚同声相应，并在文本上形成了包含“三词”（状词、诉状、判词）的编撰结构。其中注重民俗和法律文书表现的特点可以说是宋元两代刻书追求知识性与通俗化的深层演变。
这些分类标目的词语和概念融入了作者团队对建阳刊刻小说历史源流与文化场域的理解，在小说编目和分类序列中实现了体例上的创新。它们突破了过往小说书目单纯以历史时期或文体形态、故事题材为纲的思维，追求以建阳地域文化为核心展示建阳小说刊刻在多重文化因素影响下的历史演进，从出版文化的视角丰富了小说书目中旧有概念的内涵，在继承传统目录精神的基础上建立了能够反映建阳小说刊刻文化特色的体例框架，完成了一次小说文献著录史上的守正出新。
《建阳刊刻小说叙录》在文献和体例上的实质性突破与匠心重构开创了小说文献著录的新境界，绝非一部简单的目录工具书。书中每种小说都附录序言、目录和其他副文本，评点、插图、图赞等材料不一而足，让建阳刊刻小说演变的历史脉络在每一道条目间蓬勃律动，完全具备文献资料汇编的性质，这也定义了它异于一般小说书目的特别地位。结合涂秀虹教授及其团队此前出版的《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与《建阳刊刻小说与地域文化关系》等著作来看，是书意味着理论著述与文献著录的圆融，建阳刊刻小说的研究至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不仅有利于精准界定建阳刊刻小说在中国古典小说出版史中的关键地位，甚至能够借以考量建阳作为东南出版中心在通俗文学生产，乃至于知识传播历程中的历史定位。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