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书院文化源远流长。书院自唐代肇始，宋代勃兴，明清鼎盛，在今天的中国各地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这一独特的教育与学术机构在发展演变的进程中，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书院文化体系，凝练出了以传道与济民为核心内涵的书院精神。它不仅是形塑中华文化与文明特质的要素，也在历史长河中成为推动中华文化传播与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直至今日仍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一衣带水的海峡两岸，在文化的交流互动中，传统书院精神的流风余韵仍是建构两岸文化共同体的重要支撑力量。
书院精神的内涵：
传道与济民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机构，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传道济民”为核心的精神理念，同时也是其重要的社会功能。南宋时期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曾指出书院“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这一说法明确了书院的双重使命：一是“传道”，重在精神传承；二是“济民”，强调经世致用。
书院所传之“道”，首在儒家道统。自朱熹辑定《四书章句集注》、订立《白鹿洞书院揭示》以来，理学之“道”便成为书院教育的灵魂。此“道”并非虚空的玄理，而是融合了“性与天道”与“修身齐家”的兼具形上学与道德工夫的理论体系。它要求士子在“格物致知”中穷究事理，在“诚意正心”处涵养德性，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的境界，破除“小我”的私执，寻求人与人之间可以求同存异的“中和”之道，以及个人生命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共感与联结。
因此，书院所传之“道”是一种广阔的生命精神，它从激活个人心中的天理萌芽开始，进而推动这颗心灵去温暖他人、改良社会，最终迈向与宇宙的和谐共鸣，追求一种“仁爱”“生”与“秩序”之理。这也塑造了一种能够在“传道”中挺立自我、在“济民”中关爱世界，最终成就与天地精神往来无碍之生命气象的理想人格。
书院精神中的“济民”维度则为“道”的实践开辟了现实路径。传统的书院教育始终贯穿着“知行相须”的实践哲学智慧，如张栻强调“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王阳明倡导“事上磨练”，都指向学问必须落地于民生。岳麓书院课程中特设“治事斋”，分列民政、兵法、水利、算学等实用科目；东林书院那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名联，更是将书斋与世界紧密相连。
这种经世精神在国家承平时期，书院师生修撰方志、兴修水利、参与地方教化；在社会转型时期，书院又成为改革思想的前沿，晚清改革先驱林则徐、沈葆桢等就曾就读于鳌峰书院、正谊书院（原凤池书院）等；福建船政学堂虽然具有现代学堂形制，其精神内核仍延续着书院“经世致用”的传统，培养出严复等融通中西的栋梁之材。
“传道”与“济民”在书院实践中水乳交融，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气质，他们既是“道”的守护者，深研经典、传承文化，又是“民”的关怀者，心系苍生、务实有为。从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胸襟，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书院精神滋养出一代代既具道德高度又有实践能力的知识群体。它照亮了中国教育“立德”与“立功”并重、“明道”与“经世”合一的精神航道，也为当代教育如何平衡专业培养与人格塑造、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提供了跨越时空的智慧启示。
联结两岸的文化纽带：
同源与共融
明郑时期，南明诸儒随郑成功入台。清康熙五年（1666年），福建人陈永华向郑经建言立圣庙、兴学校。这是台湾儒学教化的开端，也为书院建设打下了基础。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书院制度作为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也随之正式传入。书院精神由此在两岸间得到了传承与发展，为构建两岸文化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基础与文化纽带。
据《台湾通史》记载，明清时期台湾先后创建了超过60所书院。早期台湾书院多由福建官员、士绅或学者主持创建，其规制、祀典、讲学内容均仿自福建书院。例如，康熙年间创建的台湾最早书院之一的西定坊书院，是由福建籍官员施琅推动的；雍正年间设立的屏山书院，也深受闽学影响；乾隆年间澎湖文石书院由福州知府兼任澎湖通判胡建伟兴建，并聘请福建晋江进士蔡廷兰为主讲。学者如蔡世远、蓝鼎元等渡台讲学，进一步促进了两地学风的交融。
乾隆六年（1741年），台湾巡道刘良璧与曾求学于福建鳌峰书院、时为台湾府儒学教授的薛士中，为海东书院制定六条学规——“明大义”“端学则”“务实学”“崇经史”“正文体”“慎交游”，就是继承了朱子学的伦常观、修身观、格物致知传统，以及重经史、文以载道等理念，并将朱熹的教育思想与台湾本土需求结合，既强调道德主体性的建立，也注重学问的实用性与社会关怀，与传道济民的书院精神一脉相承。
明清时期，两岸书院均以《四书章句集注》为核心教材，多设朱子祠或崇祀朱熹，通过定期举行祭祀仪式强化其精神象征意义。通过共享朱子学传统，台湾书院始终保持与大陆一致的儒学话语和价值体系，并构成了台湾文化中道统理论的重要传播与实践路径。
1895年台湾进入日据时期后，日本殖民当局推行同化政策，试图削弱台湾与中华文化的联系。在这一背景下，传统书院成为台湾士人保存中华文化的重要阵地。许多书院转为私塾或文学机构，继续以隐蔽方式传授汉文和儒家经典。如台南蓬壶书院虽改名为“蓬壶书院遗构”，但仍由地方士绅维持，延续汉文教育。这种坚守不仅是对知识传承的坚持，更是对文化认同的无声宣告。
1945年台湾光复后，一些在日据时期被迫关闭或转变功能的书院得到恢复，书院重新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场所。台湾的“鹅湖月刊”等文化机构以“鹅湖”命名，旨在传承书院精神。现当代台北鹅湖书院、新竹鹅湖书院等的重建，体现了中华文脉在台湾的延续。台湾学者王启宗在《台湾的书院》一书中，详细考证了台湾各书院的渊源，指出台湾书院在建筑布局、学规章程、祭祀礼仪等方面均与闽粤书院如出一辙，从学术角度证实了台湾书院与大陆书院同根同源的历史事实。
书院精神的当代价值：
创新与转化
书院作为海峡两岸的历史脉络与精神遗产，为两岸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鲜活的实践智慧。可见书院精神并非尘封的古董，而是一种可被当代社会予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文化基因和精神纽带。
首先，两岸书院共享以朱子学为核心的道统理论体系，为两岸的文化共同体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历史连续性与文化合法性。它不是近代的政治建构，而是数百年来自然生成的历史文化事实。在当代强调这一共同源流，有助于超越一时一地的政治纷扰，引导两岸从更漫长的文明历程中寻找“我们”的共同故事与集体记忆。
近年来，两岸以书院为载体开展的系列实践，正发挥着唤醒集体记忆的功能。福建考亭书院的“朱子之路”研学活动，吸引了大量的台湾青少年亲访朱熹讲学遗迹，在行走、诵读、研讨中，将书本上的“闽学”转化为可触摸、可共鸣的生命体验。台湾的文昌祠、磺溪书院等历史空间转型为社区文化中心，举办经典诵读、礼乐传习活动，其形式与精神内核均与大陆书院文化一脉相承。这类实践的价值在于，它让两岸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成为共同文化遗产的体验者、阐释者乃至再创造者。
其次，以经世济民的书院精神为引导，为两岸文化共同体注入了未来的行动导向。书院文化的“经世济民”理念强调的是文化传承需落脚于民生福祉，要求文化建设必须回应社会与时代的基本课题，这也告诉我们：两岸关系的行动导向不一定局限于情感联结与历史追忆，还应该主动围绕共同关切的社会发展议题，展开实质性协作，共担责任，共享成果。
如合作推动“社区营造”与“乡村文艺复兴”实践，将闽南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台湾的社区美学运动结合起来；也可将儒学中“天人合一”“节用爱物”的生态智慧，转化为两岸共同推动的环保技术交流；还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构建两岸共享的数字人文平台，对书院文献、碑刻、方志进行数字化整合与共享……这类活动正是对书院精神实践性、开放性的当代重塑。
最后，书院精神所蕴含的“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的胸怀，以及“和而不同”的智慧，可为处理两岸关系中的复杂性与差异性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从中可见，真正的共同体建设并非要消除所有差异，而是在承认并尊重现实差异的同时，始终保持对文化共识与民族整体利益的追求。传统书院文化中那种在学术上激烈辩论却彼此尊重、在价值上共同恪守“仁义忠信”的相处之道，可以成为一种隐喻和范式，引导两岸在交流中求同存异，共同追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境界。
书院这一古老的文化舟楫，满载着共同的历史记忆与面向未来的创造活力，助力两岸同胞跨越海峡，不仅在文化上“寻根”，更在精神上“续脉”，在时代的浪潮中共同驶向中华民族复兴的广阔未来。这既是中国传统书院精神的当代彰显，也是构建两岸文化共同体最为深厚而持久的动力源泉。
（作者为省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