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闽台城市发展史上，铺境制是极具地域特色的基层空间区划与社会治理体系。作为海峡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的重要实证，清代泉州与台南的铺境制度一脉相承，既承载着基层治理功能，又融合民间信仰与社区自治，构建起独特的城市空间结构，深刻影响着闽台社会的历史脉络与文化肌理。

铺境制萌芽于明代，成形于清代，是闽南地区特有的城市基层组织形式。“铺”作为官方最低一级行政组织，是有明确边界的面状区域；“境”则是基于共同信仰的社会自治单元，通常隶属于“铺”，与更大的区划概念“隅”共同形成“隅—铺—境”的层级体系。明代泉州已设4隅36铺，至清代发展为4隅38铺，附城又设8铺，其中城内30铺下辖94境，构成“36铺94境”的经典格局。这种区划并非单纯行政划分，而是行政管控与信仰共同体的深度融合，每个境均设境主宫，供奉社区保护神“境主公”，形成“一境一庙、一庙一神”的空间信仰网络。

清代泉州的铺境空间布局，以古城四隅为骨架，街巷肌理与铺境边界高度契合。东隅统4铺12境、西隅10铺、南隅14铺、北隅5铺，铺境范围与城市功能区、居民聚居区相互嵌套。行政上，铺设铺董、境设境首，负责户籍管理、赋役征调、治安巡逻、政令传递等基层事务，铺兵昼夜巡防，维护城市秩序。社会层面上，铺境是社区自治的核心，境庙是议事、祭祀、节庆的公共空间，“乡里老大”主导公共事务，调解邻里纠纷、组织公益活动，形成官方治理与民间自治的良性互动。文化上，铺境催生独特的民俗体系，各境轮值普度、祭祀境主，佛生日、迎神赛会等活动连绵不绝，泉州地区“仕公普未到，定应普过头”的俗语，正是铺境民俗鲜活的写照。

台湾人口中十之七八为早期闽南移民后代。台南作为清代台湾首府，其铺境制完全移植泉州模式，是闽台文化一脉相承的典型体现。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台湾设府后，台南府城效仿泉州，划分为4隅16铺，后增至18铺，每铺下辖若干境，形成与泉州高度相似的空间结构。台南铺境的命名、组织架构、信仰体系均与泉州同源，如泉州有“中华铺”“行春铺”，台南则设“中和铺”“永康铺”，两地境主均以忠义神明、历史先贤为主，祭祀仪式、普度习俗完全一致。这种移植并非简单复制，而是适应台湾移民社会需求的本土化实践——大量泉州移民入台后，以原乡铺境为纽带聚居，通过复制铺境制度维系乡土认同，强化社区凝聚力，使台南成为“小泉州”式闽南文化生态区。

泉州与台南的铺境制在空间功能上呈现高度共性。二者均以“行政—信仰”双轨并行，铺境边界既是行政管辖范围，也划定信仰祭祀圈，实现治理与文化的空间重合。城市空间上，铺境单元构成城市基本肌理，街巷、庙宇、市集依铺境布局，形成“小街区、密路网”的传统城市形态。社会治理上，铺境均采用“官督民办”模式，官方把控行政框架，民间主导日常运作，既保障中央集权，又激发基层活力，适应传统城市治理需求。文化层面上，铺境成为闽台信仰文化的载体，泉州的诸多民间信仰随铺境传入台南，境庙遍布府城，成为两岸信仰同源的实物见证。

至清末民初，随着现代行政体系建立，铺境制逐渐被保甲、乡镇制度取代，但其影响深远未绝。如今泉州古城仍保留大量铺境地名、境庙遗址，台南古城区的铺境街巷、庙宇格局基本完好。两地铺境文化共同构成闽南文化核心基因，是海峡两岸同胞同根共祖、文化一脉的重要历史见证。

清代泉州与台南的铺境制，是中国传统城市基层治理的智慧结晶，更是闽台历史文化联结的鲜活纽带。它以空间为载体，融合行政、社会、信仰多重功能，构建起独具特色的城市文明形态。在两岸文化交流日益深化的今天，重新审视铺境制度的历史价值，不仅能深化对闽台传统城市空间的认知，更能为传承闽南文化、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提供深厚的历史滋养与文化底气。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