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对于陆地与海洋，不少人仍困在泾渭分明的对峙里。写陆地必须要写疆土的稳定与孤绝，写海洋似乎也只能写惊涛拍岸、深渊幽冥。概而言之，我们的目光所及多是单调的、苍凉的，况且这苍凉的面目又如此相似。因此，在海洋强国的战略背景下，我们重申“海洋文学”，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注定艰巨，却也意义非凡。

在此基础上，以海洋作为一种视野，而非立场，显得尤为必要。曾经我们兢兢业业地刻画脚下坚实的土地，而猛然发觉海洋是如此广阔之时，又急迫地坚定海洋书写的立场，找寻言说海洋的方式，证明海洋的在场性，继而又为“何为真正的海洋文学”而争论不休。在厦门举办的“新时代与新海洋文学”研讨会中，福建“新海洋文学”系列学术对话同期展开。林那北、龚万莹等著名福建作家共同传达出一个来自创作者的心声，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可能的答案：写作不应持有先入为主的海洋立场，而应基于“自身经验与在地环境”（林那北语），将海洋作为一种视野，追求“流动的交流”、放飞“思维的翅膀”（龚万莹语）。也许正因为根植这样的创作视野和文化自觉，近年来福建海洋书写方兴未艾，佳作频出，成为中国海洋文学生根发芽、蓬勃发展的前沿阵地。

将海洋作为一种视野，我们才真正看见了它——这片自然的，同时哲学的、历史的诗性水域。在当代众多关涉大海的诗歌当中，福建汤养宗、张勇敢等诗人的作品透露着这样一种气息：大海的书写不再只是单一的“风景的发现”，而成为容纳多重哲思的立体空间。汤养宗《伟大的蓝色》写道：“一生爬坡才立命于这梦中高原/为的就是汇入伟大的蓝色/成为澎湃与荡漾开来的一部分。”“伟大的蓝色”，既是海迷人的外在形貌，亦是其深沉内敛、难以抵达的内在气质。张勇敢《捕海者说》写道，“挽着黑夜，向它更深处走/走到悬崖锋利的边境/即使不再往前/我们也已身处汪洋。”“汪洋”不是难以靠近的遥远之物，而是我们此刻的处境，是映照生活状态的自然镜像。临海而生，却不囿于海，在视野的打开中，这些诗作写出海本然状态的同时，抵达了经验与思辨交织的深处。海洋的诗性还表现为它是具有自身脉络与逻辑的历史空间，对海洋历史的挖掘将海洋书写引入更为开阔的视域。海洋不但是深广的，更是奇绝的。杨少衡《深蓝》以双线叙事的策略，打通祖辈的革命史与孙辈新时代海洋治理的历程：因为海洋问题而蒙冤时，庄承章从祖辈庄云飞建设新中国的信仰当中找寻精神力量，在发展海水养殖的过程中真正为沿海百姓造福。李师江《丝路古船》以一枚瓷片为索引，围绕海上丝绸之路的盗捞案件展开，盗捞与反盗捞相互制约，渔民老欧、船仔父子与盗捞团队之间的纠葛，让古老的海上记忆与现实的海边生活交织共生。这些作品超越了“景观化”海洋的维度，而将笔墨深入历史肌理，使海洋的历史与当下构成深刻的互文，赋予当代海洋以全新的生命。

将海洋作为一种视野，我们才真正关注到它所给予的，是岛屿、潮汐、礁石，乃至万物。近年来，我们不断寻找文学书写中海洋的在场性，却对一些鲜明的海洋文化标识关注甚少。海洋伴生的自然与人文元素是充满生机、亟待开掘的广阔天地：孤屿独秀、暗礁险滩、沙鸥翔集，或是潮汐往复……福建青年作家龚万莹的小说集《岛屿的厝》从命名就给我们一种海风拂面之感。“厝”是闽南语中对房屋和家的亲切称呼，也是闽南人的传统民居建筑。小说集记录了在历经风雨洗礼的古老大厝之下，鼓浪屿居民的爱恨交织、生死相伴的岁月往事。相较于鼓浪屿，李师江笔下的岛屿却始终偏居一隅，它们散落在闽东沿海，是寂寂无名的存在。如《丝路古船》中怪石嶙峋、人迹罕至的“龟屿”，《火烧弹涂》中被上岸岛民遗忘的“鸡公岛”，李师江言：“岛对自己的命运不言不语，它久久地沉默，任由浪花拍岸，任由沧海桑田。”岛屿以自身的静默，回应着时代的变迁，成为人类生存经验的重要载体。将视野移向岸边，蔡崇达《草民》序言当中所记录的东石镇“血肉模糊”的滩涂、“二十多公里的海岸线”、“局促的沙滩”共同构成了海与岸的交界地带，成为我们理解“海—岸”关系命题的重要视域。李师江的《黄金海岸》对于滩涂的深度书写，进一步证明，作为海与岸共同作用的产物，滩涂的归属始终是暧昧的，这与潮汐—海水的往复运动密切相关。滩涂以其“中间形态”佐证着海与岸的交互，作为文学意象象征着生与死的交织、传统与现代的纠葛……可以说，当海洋真正成为写作的视野，岛屿、滩涂这些意象才有了被看见、被讲述的可能。正是在对这些海洋元素的一次次凝望与开掘中，海洋书写的面貌渐趋丰盈，不再是单音独奏，而是百川归海的众声和鸣。

将海洋作为一种视野，我们才真正读懂“山海”之间的交响。以海洋书写来记录和呼应时代的变革，已经成为福建文学界心照不宣的共识，助力福建海洋文学成为中国海洋文学的中坚力量。从地理版图来看，八闽大地或可视为中国地理的一个缩影——山地与海洋在此交错，层叠的地势与曲折的海岸彼此呼应。在“背山面海”的地理格局下，福建作家的海洋书写往往兼具地质学家的眼光与渔民的生活记忆。如李师江的《福寿春》捕捉到了山海之间那片含混的过渡地带，让“上山种地”“稻田农耕”与“下海种蛏”在同一片土地上交替进行，这是一种无法单纯靠山或靠海的独特生存节律。万小英在散文集《闽福记》中从时空维度追溯“闽在海中”的远古地理记忆，将“海浸之区”的自然风貌，与闽越文化主动拥抱中原的包容姿态相结合，凸显闽地的地域特色与文化风骨。因此，谈海洋，尤其是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仅仅注视海边的一切似乎不够，我们还要看到海洋何以滋养山林，群山又如何向海生长，这样才能真正解码八闽大地山海之间的回音。

概而言之，将海洋视作一种视野而非立场，既是福建文学悄然生长的趋向，也是理解中国海洋文学的重要姿态。这一思路，并非要将海洋文学的边界无限推远，而只是希望我们以温和迂回的方式，去了解面前的这片湛蓝海域。当我们真正读懂了附着于海的万物，又何须追问：我们是否已然读懂了海洋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