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复兴是有宋一代鲜明的时代主题。作为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重塑了儒学传统，使闽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在这一过程中，书院是朱熹重塑儒学传统的试验田。朱熹对书院念兹在兹，讲学之志愈老弥坚，最终依托书院创建新的儒学传统，推动了闽学从福建走向全国。
世道危机
朱熹有着很浓厚的书院情结。据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一书，朱熹先后与67所书院有关系。其中，朱熹创建的有4所，修复的有3所，读书的有6所，讲学的有20所，曾经讲学而后人创建的有21所，撰记题诗的有7所，题词题额的有6所。这与他对儒学衰微的担忧息息相关。
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在延和殿奏事时向宋孝宗请求由朝廷颁赐白鹿洞书院的洞额以及高宗赵构手书石经和印版本《九经疏》《论语》《孟子》等书。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今老佛之宫遍天下”，儒学教育场所却严重不足。二者的盛衰多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让朱熹感到儒道的衰落。
佛老盛行对儒学的冲击，这不是朱熹一人感受到的。从北宋起，儒者就开始考虑儒学复兴的问题。兴办传播儒家义理的学校以对抗佛老，这是宋儒的共识。于是，从北宋中叶起，兴学运动便在全国蔚然而起，先后出现3次兴办官学的运动，分别发生在庆历新政时期、熙丰变法时期、徽宗时期。兴办官学如火如荼地开展，但取得的效果却并未达到有效预期。一个客观现实是，官学与科举的密切联系，使学子在科举的影响下，趋向选择便于利禄的文章章句之学。朱熹有过经营同安县学、南康军学等地方官学的经历，对于官学的这一弊端，他在请吕祖谦为白鹿洞书院作记的书信中有很深刻的体会。
官学兴办原有对抗佛老、复兴儒学的用意，发展的结果却是造就文章章句之学的流行。与在下士子趋向佛老与文章章句之学相应，在上之孝宗也有同好。在朱熹印象中，孝宗喜欢“风诵文辞”，又“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这样交织在一起的政风、学风像一股旋风，对朱熹时代的世道、人心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为了转移世道、人心，也为了更好地复兴儒学，朱熹将目光移向了官学之外的书院。
讲学之志
朱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自己创建的精舍与书院中度过的，有“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的心态。其讲学之志，实为古今罕见、非常动人的情怀。
朱熹在书院的讲学经常是夜以继日。据学生黄榦的观察，朱子“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在古代中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昼夜时间分配观念，白昼用以劳作、应接事务，夜晚则是安居、休息。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僧人的昼夜求道，突破了传统中国的这一时间分配观念。依佛教的时间观念，夜晚与白天同样是做工夫的黄金时间。僧人昼夜勤勉求道的生活实践，给朱熹带来很大触动。
为了与之展开竞争，朱熹除了对白昼时间努力利用外，在夜晚也勤勉讲学。《朱子语类》有很多他在书院晚上讲学的情形，一般持续到二更以后，甚至更晚。这样的讲学生活，还在朱熹政敌的攻击文字中得到验证。“庆元党禁”期间，施康年攻击朱熹在沧洲精舍“每夜三鼓，聚于一室，伪师身据高坐，口出异言，或更相问答，或转相辩难，或吟哦怪书”。攻击虽是极尽讽刺之语，也有些夸张之嫌，但也说出了朱熹在书院汲汲于晚上讲学的事实。
人往往在遭遇困厄之时，才能看出心中有着怎样的坚守。“庆元党禁”期间，朱熹的思想被禁锢为“伪学”，许多道学中人被打为逆党，就连他最得意的学生蔡元定也被编管道州。这一时期，身为道学领袖的朱熹，处在上下虎视眈眈的监管之下，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但他依然在沧洲精舍汲汲讲学。一些学生劝他不妨“散了学徒，闭户省事以避祸”，朱熹却将生死置之度外，心中所念、口中所讲，依旧是“讲学”二字。真是沧海横流，不改其“讲学”本色。
弥足珍贵的是朱熹临终之时，仍在书院念念讲学。蔡沈作有《朱文公梦奠记》，对朱熹临终讲学的情形有详细记载。蔡沈是蔡元定的儿子，父子二人先后向朱熹问学，与之关系亲密。他从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二日再见朱熹起，一直到当月初九日朱熹逝世，见证其仍在沧洲精舍不分昼夜讲学：三月初二日夜，说《书》数十条及时事甚悉，直至四更；初三日夜，说《书》数十条；初四日夜，说《书》至《太极图》；初五日夜，说《西铭》，讲为学之要，在于事事审求其是，决去其非；初八日，告诫诸生进学“倡率做些坚苦工夫，须牢固着脚力，方有进步处”；初九日，朱子逝世。
可以说，朱熹以自己的生命实践，抒写着书院讲学事业不朽的篇章。
权势转移
官学兴办有违初衷，最终造成了文章章句之学的盛行，丧失了儒学为己之学的内涵。官学既然无法成为研习儒家义理的阵地，书院则成了朱熹复兴儒学的试验田。
淳熙七年（1180年），在南康军任上的朱熹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内容有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五教典出《孟子》，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之教；为学之序源自《中庸》，是“博学、审问、谨思、明辨、笃行”。与官学教人“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不同，书院讲学注重儒家的五伦之教，倡导学、问、思、辨、行的知行统一精神，既继承了传统的思想精华，又有鲜明的时代思维，真实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
朱熹晚年在岳麓书院、沧洲精舍讲学时，也同样贯彻了《白鹿洞书院揭示》的精神。岳麓讲学明确书院“非只为科举计”；《沧洲精舍谕学者》则将学道作为书院讲学的最终目标，学道是为己之学，而不是外在求利禄的文章之学，需有知行统一精神。显然，这种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与利于科举的文章章句之学迥然有别。
朱熹在儒学史上的重要贡献，就是以四书学取代了五经学。钱穆讲：“谓四书学乃朱子全部学术之中心或其结穴，亦无不可。”在书院讲学中，朱熹的四书学知识体系得到有效传承。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修复岳麓书院，就将所著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岳麓书院的教材。朱熹用四书教学子，讲究循序渐进，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现今所存的《朱子语类》，有很多朱熹与弟子在书院讨论《四书章句集注》的场景，是我们了解其教人情形的重要材料。
对于儒家的道统传承，朱子在书院重新定义了道统系谱。其《中庸章句序》建立了从尧、舜、禹，到孔、颜、曾、思、孟，再到以二程为主的道统系谱，对学子影响很大。他还通过书院祭祀，让学生参与对道统先贤的祭祀。绍熙五年（1194年），沧洲精舍落成，朱熹举行了隆重的释菜礼，祭祀对象有孔、颜、曾、思、孟与宋代的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司马光、张载、李侗12人。祭祀位置是孔子居中，颜、曾、思、孟4人配享（西向配北），周敦颐（东一）、程颢（西一）、程颐（东二）、邵雍（西二）、司马光（东三）、张载（西三）、李侗（东四）7人从祀。在这场祭祀中，朱熹为献官，学生分别为赞、分奠、掌仪。师生共同参与书院祭祀，推动了儒家道统说的真实践行。
朱熹的书院讲学，使儒学重新回到人伦之教的定位；四书学知识体系与道统说的构建与传播，更促进了新的儒学传统的形成。随着书院与道学一体化的快速进展，朱熹的思想逐渐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
有趣的是，朱熹生前面对的是喜爱佛老与文章章句之学的宋孝宗，死后出现的却是以道学为帝王之学的宋理宗。政风、学风的权势转移，都与朱熹书院讲学的影响有很深关系。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