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半生跋涉于科举之路的学子，为何立志于考据？一位秉持“疑古”精神的学者从政，其仕宦生涯将会掀起什么波澜？在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权力体系下，他又将以何种政绩观来处事呢？这些问题可在长篇历史小说《崔述的生前身后》中找到答案。

多年来，罗源作家张兆浩俯身于地方志的历史人物资料搜集、整理，《崔述的生前身后》就是他对清代罗源知县崔述研究的艺术体现。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以人物年谱为基本脉络，主要讲述了崔述的成长、在闽从政之路及其考据成就与精神的影响。

崔述何许人也？崔述（1740—1816年），“字武承，号东壁，河北大名府魏县人（今河北魏县）”，嘉庆元年至嘉庆六年（1796—1801年）‌任罗源、上杭知县，是清代著名的考古辨伪学家。

作者选取崔述为主人公，尝试用艺术化手法重返古代，富有想象力地进入历史人物的生活细部，让我们于当下时空去瞥见古代官员的为政之道。这部小说的应时出场，是作者关于“文学应回应时代”之文学观念的展示，也可视为作家的新时代文学担当。这种文学认知，敏感地捕捉时代与历史的连接，可视为小说的一个特点。

对崔述官员形象的集中塑造，是小说的另一个特点。在这部五十余万字、时间跨度较大的作品中，作者以近三分之一笔墨，用散点透视的方法，叙述了主人公崔述的从政生活。单这部分内容，无论浓墨重彩的铺陈，还是闲笔的巧用，都共同托举出一个拥有“一心为民、清正廉洁、秉公办案、忠诚履职”政绩观和知行合一的知县崔述。

书中这样描述崔述：十六岁府试名列前茅，两次乡试而中举，五次会试接连遗憾收场。返乡后，他那颗“求功名”的初心在春天中醒来。在费了多年心血完成《洙泗考信录》手稿后，四十六岁的崔述对家人说：“读了半辈子经史，总想着能做点经世致用的事——当个教谕兴一方教化，做个知县能安一方百姓，这才是我求功名的本意。”于是，他决定进京候选。

历时九年，在纪晓岚的助力下，五十六岁的崔述候补了数千里外的闽省海边小县城的知县一职。当他在《大清皇舆图》中费力地搜寻这个偏远之县未果后，心中升起的是“州县官虽小，亦是为民办事的根基”的观念。在三个多月的赴任途中，他在杭州苏堤前勉励自己：“为官一任，不能只图虚名，得像苏轼这样，实实在在为百姓谋福利。”在福州布政使衙门拜见汪志伊时，崔述以“学古人忠荩勤政，为朝廷效力，为百姓谋福”的表态，再次阐明了自己“求功名的本意”。

在府试后至乡试前期间，漳河决堤，水淹魏县县城，崔述积极参与救灾，百姓深受水患之苦状令其心如刀割。为了让百姓免受洪水之害，他献出《漳河水道考》《御河水道考》两篇水流考察记和治漳水策略，并筑坝成功化解了新一波险情。从乡试后作的《乡试后赴秋雁》中对“稠官”的审视，民心和初心在其身上有着深刻的关联。

生活的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人有了好的动念，还要看他怎么做。懂得和做到看似仅一步之遥，能真正守住初心，抵达那份念想的人并不多。在浩如烟海的官场历史中，那些在诱惑面前丧失初心、在权位面前迷失自我、在国家和百姓利益面前背信弃义的贪官污吏，又岂是少见？很显然，小说中的崔述是一个好官。

崔述两度执掌罗源县。刚上任时，他为了不让“百姓的血汗钱白白流失”，细看财粮簿；坚持“以实证为据、以律例为准”处理第一桩案件——吉壁命案，实地考察搜集证据，亲往总督府据实辩冤案、从实结案；组织官民倾力抗台风后，据实量清百姓的田界，并以弓尺清丈田亩，为国库添税银；心存“社谷是百姓的命”之念，严查平仓腐败案，修订社谷管理制度，分米于民。再任罗源知县后，他智捕盐霸，重新恢复盐场制度；重修文庙，种下教化的种子。此外，作者似乎特地星星点点地勾勒崔述清廉的品质，如写他一家三口在罗源的清贫生活，他与同窗朱松田在县署散步时以大堂前的一池水——“鉴塘”自勉等。

“为政以德”，此德是什么？在乡试中，崔述已有从民心来诠释“德”的思考，这是他的“知”。在闽省当知县的作为，则是他的“行”。小说中，崔述将自己当官“为百姓谋福利”的本意，踏踏实实地落到办案、为民办实事的行动中。当我们把目光扩大到崔述的家庭生活，为人子，他孝顺上进；为人兄，他怀孔怀之重；为人父，他温柔深沉；为人夫，他情深义重。此等仁和之美，既是陶铸崔述人格的重要精神土壤，也是他践行“亲亲而仁民”理念的价值源泉。

作者如娴熟的执刀者精准用力，将这些或许是自身对美好品质的追求，形象地投射到主人公崔述身上，崔述是高大上的，有“内圣外王”的气象，是近乎完美的道德符号。一部小说，人物的完美是否就是一种真完美？其艺术性的丰富展现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呢？这同时也值得我们去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