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环境变迁”，这一直是历史学者十分关切的话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集中在近代爆发，其产生的爆破力是可想而知的。帝王将相的退场，机器的运用，思想的交锋，资本、科技、市场，自由、法律等等新鲜的玩意儿在蒙昧的时空中隐隐闪烁。“近代中国社会环境”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系统联动的有机整体。著名历史学者马俊亚教授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环境变迁研究”系列丛书，以扎实的多元史料为根基，以严谨的实证研究为方法，以公允辩证的视角审视历史，以古今贯通的视野观照现实，为近代中国研究贡献了又一丰硕的成果，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
地域考察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研究相互发力，共同立体呈现了近代中国社会环境变迁的差异化路径与整体历史规律的把握。
中国近代社会环境变迁是一场覆盖地域、经济、社会、民生的整体性宏大变迁，宏大的社会环境变革绝非抽象的理论概念，而是落地于不同地域、不同领域、不同群体的具体社会实践与真实民生百态。丛书之《现代转向：工业文明与江南乡村社会权力演变》（李发根著），工业文明与现代化的转向已经是学界耳熟能详的概念，二者的相互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但工业文明在江南的发轫，尤其是对乡村社会权力的演变，还是值得探究的。近代中国工业化萌动于江南，工业催生了农耕的衰弱，但乡村根深蒂固的社会权力，却是很难一时瓦解的。经济的活跃、开放的涌动，以及工业的渐进，似乎触动了传统农耕的神经，但乡村形成了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科举士绅为核心、家国同构的稳定权力体系，在工业进程中有足够的耐性，甚至是顽固的。李发根教授对此有非常客观的评价：“在传统中国历来只有‘资本主义萌芽’，即便在江南等地区出现了近代工业，但就整体而言，还停留在农业时代。”李教授进而对西方学说“国家政权建设”论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近代中国工业与“国家政权建设”相距甚远，正如学者费正清等指出的那样：“晚清以降，无论是所谓的地方自治、保甲制还是新县制的推行，究其根本不过是为了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以维护统治。”这是符合近代中国工业实际的。
但是，工业文明带来的现代转向也是不争的事实，19世纪末至全面抗战爆发前，随着通商口岸开放、近代工商业兴起、新式交通与技术的普及，工业文明全面渗透江南乡村肌理，彻底打破了传统乡村的封闭性与稳定性。工业文明不仅重塑了江南乡村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与阶层形态，更推动乡村社会权力完成了从传统士绅主导的伦理型权力向商绅、新式精英与国家行政力量共治的法理型、经济型权力的深刻转型，即使这种转型是缓慢的、迟钝的。李发根教授对近代江南乡村社会权力的演变也正是抓住了这样的历史规律把握，从共性入手，考察地域之普遍性问题。而书中的“科举存废”“农民离村”等，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殊性。就拿科举废除来说，科举的废除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士绅阶层的身份垄断。一些乡村子弟无需依附科举与宗族，通过进入工厂务工、就读新式学堂、投身商贸行业、入职新式机构等方式实现阶层跃升。无锡、吴江、南浔等江南乡村，大量农家子弟成为产业工人、新式教师、银行职员、工商业从业者，甚至崛起为新兴资本家。这种规模化的社会流动，让普通民众摆脱了对宗族与旧式士绅的人身依附，个体独立性显著增强，传统士绅的教化权与支配权持续弱化。这是时代的幸运，也是江南乡村权力演变的真实过程。书中列举了“底层乡村士子上升途径的多样化”考察，其中无锡十位乡村秀才的成长境遇就十分具有代表性，“对于江南乡村而言，科举的废除不是扼杀了读书的种子，而恰恰是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废除科举并非阻断了乡村社会流动，而是推动了乡村社会流动”。这种发展、流动在江南乡村尤为显著，即使后人的研究和当时的部分调查显示，科举废除后农村文盲率还非常高，甚至以为科举的废除，是乡村社会衰败的主要特征之一，但“如果置于较长时段中考察，这已经是一种历史进步”。李发根教授的地域普遍性和特殊性考察是令人信服的，也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与不彻底性。
史料扎实、论从史出，学术严谨、观点公允，兼具历史深度与现实观照，共同建构了近代中国社会环境变迁的演进轨迹。
长期以来，学界对近代社会变迁的研究，多存在宏观叙事泛化、区域样本单一、重制度轻民生、重整体轻差异的研究短板，常以统一化的“近代化”叙事概括全国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多元变迁样貌，忽视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与复杂性。马俊亚教授主编的这套丛书，突破了传统近代史研究的固化框架，秉持史料扎实、论从史出、多元对照、平视历史的治学原则，从丛书分册即可知道，既有东北、淮北、江南、豫北、宁绍，还有具体的个县腾冲，覆盖边疆与内陆、富庶与贫瘠、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既有灾疫治理、阶层流动、婚姻民生，还有产业转型、基层权力重构等，这些都立体化、精细化还原了近代中国社会环境变迁的真实肌理，构建了宏观立论、区域互证的全新研究范式，兼具严谨的学术深度与深刻的现实观照。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根基，扎实多元的史料运用，是丛书最核心的学术特质，也是其论从史出、观点公允的根本保障。不同于部分近代史研究依赖官方正史、典章制度的单一史料来源，该丛书坚持多元史料互证、一手史料优先的原则，整合了地方志、地方档案、民国调查统计资料、报刊文献、民间族谱、口述史料、企业档案与域外考察记录等各类史料，实现了官方文本与民间记录、宏观统计与微观个案、官方叙事与民间体验的双向印证，最大程度规避了单一史料带来的叙事偏差与认知误区。
丛书选取的六大核心研究个案，均建立在大量扎实史料的基础之上，以具象史实解构宏大变迁。其中，“近代东北灾疫应对”依托清末民国东北地方官府档案、防疫公报、报刊记载与外籍医师考察记录，精准梳理近代灾疫频发背景下地方治理体系的应对机制与制度缺陷，还原公共卫生体系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旅沪浙商与宁绍社会变迁”以宁绍商帮族谱、商会档案、行业公报为核心史料，剖析近代商人群体崛起对地方社会结构、公共事业、乡土秩序的重塑作用；“近代淮北社会环境变迁与女性婚姻生活困境”则从淮北地方志、乡土调查、民间诉状等一手资料入手，跳出宏大叙事，聚焦底层女性的生存境遇，揭示区域生态衰败、经济凋敝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与婚姻伦理的深层影响；“国家政策与豫北农村社会经济变迁”依托民国农村调查、土地赋税档案，考证国家宏观政策在基层乡村的落地实效与变形偏差；“腾冲内陆边疆县的近代变迁”整合边疆地方史料与跨境文献，填补了近代内陆边疆社会变迁研究的空白；“工业文明与江南乡村社会权力演变”则以江南市镇档案、乡村自治记录、企业史料为支撑，具象呈现工业化冲击下基层权力从传统士绅伦理自治向多元精英共治的转型过程。整套丛书以大量微观史料支撑宏观结论，拒绝空泛推演与主观臆断，践行了史学研究“无征不信、论从史出”的治学准则，让宏大的社会环境变迁落地为可感知、可考证、可复盘的具体历史事实。
在研究范式上，该丛书有意突破了近代史研究“同质化叙事”的桎梏，构建了区域比较、辩证审视、多维立体的公允研究体系，实现了学术观点的客观中立与辩证深刻。我们知道，在近代史研究中，往往容易陷入二元对立的认知误区，要么片面强调近代化的进步意义，将所有近代变革等同于历史进步；要么过度放大近代社会的衰败与动荡，否定社会转型的内在价值，难以客观把握近代社会变迁的复杂性与两面性。马俊亚教授的团队似乎跳出了单一价值评判框架，以长时段历史视野辩证审视近代社会变革，打破了诸多固化的历史认知。近代社会环境的变迁，是立体的过程，其动因、要素、具象，都是生动而又复杂的。进步的、落后的，往往交织一起，都是历史本真的状态，但随着时光的推移、历史的演进，一切个体的、区域的变迁，都构成了历史前进的生动注脚。江南工业的发展，经济的驱动，进而催生现代化的转型，催生基层权力重构、社会阶层流动升级；淮北地区受生态破坏、战乱频发、产业缺失，呈现出资源枯竭、民生困顿、社会衰败的被动变迁格局；东北区域以灾疫频发、公共治理革新为主要转型特征；豫北乡村受国家政策主导，社会变迁呈现明显的外部驱动性；腾冲等边疆县域则在地缘格局变动中，完成了边疆社会秩序的近代重构。作者们在叙述中，坚持历史语境下的客观评判，既不否认近代工业化、制度变革带来的社会进步，也不回避转型过程中秩序崩塌、民生困境、权力异化等现实问题。多区域、多类型的个案对照，还原了历史样貌，共同构建了近代中国社会环境变迁的复杂性、多样性，也极大丰富了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体系。
（作者系福建教育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