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左宗棠在马尾创办船政学堂，开启了中国近代海军教育的先河。这座被李鸿章称为“开山之祖”的新式学堂，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标，系统引进西方科技与军事知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船政教育曾深陷“文强武弱”的困局。直到民国以后，随着海军学校的建立与教育理念的革新，体育才逐渐从边缘走向核心。这一转变，不仅关乎几代学子的体能，更折射出近代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对人才培养认知的深刻觉醒。
“庶常馆中人”的体质尴尬
船政学堂的诞生，本是为培养能驾驶轮船、制造机器的实用人才。
清同治六年（1867年），马尾船政局前后学堂虽设有体操、器械运动、拳术、射击等项目课程，前学堂造船和造机专业的外课也列有体育与军训，包括田径、游泳及队列和枪械使用，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外课并未被真正重视。整个课程体系以算术、几何、微积分、机械制图等内课为主，学堂未将体育列为正课，课余时间也不提倡开展体育活动。
后学堂作为培养海军军官的学校，仅以兵操代替体育课。这种重技术轻体魄的倾向，与晚清“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在当时的士大夫眼中，“文秀”是读书人的本分，“威武”则属粗鄙之事。
这种偏执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学堂教育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变革了旧式军官培养选拔制度，但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下，教育培训过分偏重技术层面，对军人体魄训练、素质培养缺乏足够认识。重文轻武、喜静不喜动、善于思考而厌恶劳作的现象在学堂教育中较为普遍。部分学生体质较弱，毕业后难以胜任工作。正如黄政在《船政学堂办学经验及其在福建教育史上的地位》中所指出的，船政学堂不重视体育活动，忽视学生身体素质的提高。外籍教习的抱怨十分直白：“让清国学生作体育比进行学术教育还远远为难。”
作为未来海军军官的水师学堂学生，缺乏必要的尚武精神，由此导致海军将官中“堪称当代军人的几无一人”。李鸿章在《复黎召民廉防》中指出：“闽厂学生大都文秀有余，威武不足。诚如来示，似庶常馆中人，不似武备院中人。然带船学问究较他处为优，在因材器使，随事陶成而已。”
学堂学生不愿也无从体认其军人角色，难以胜任战船管带等职，文强武弱成了致命弱点，这实际上是开始于马尾船政学堂的整个晚清海军教育的通病。
游泳“一票否决”与伙食令
进入民国后，船政教育开始痛定思痛，迎来了向专业化、军事化转型的关键期。
1913年，船政后学堂改称“福州海军学校”，公共课明确设有军训、体育、拳术和游泳。海军学校和制造、飞潜学校将体育与军操列为外课，每天安排一节外课，每周实弹射击一次。体育课教学内容大幅丰富，涵盖田径、体操、球类、器械运动、拳术（当时称国术）、游泳和划船等，且明确以游泳为重点。更关键的变化在于，体育被纳入了严苛的考核体系，1913年规定游泳不及格者退学。
船政学校后来也将体育课列为学期考查科目，分为基础训练和专项训练两部分，教学目的直指培养学生的力量、耐力、水上工作适应力、自卫能力及应付复杂情况反应能力，并要求初步掌握体育运动知识和技能。体育课共开3学年，每周2节课。在海军学校航海与轮机专业的8年4个月学制中，校课阶段虽仍以内课为重点，但兵操与体育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931年定名“海军学校”直隶海军部后，对游泳课更是颇受重视，时任训育主任陈志专门明确以闽江口川石海滨作为游泳课教学地，并借用马尾造船所的“吉云”轮船接送学生。
场地与制度的完善，为体育落地提供了坚实保障。1920年海军学校新校舍竣工，四合院式的二层楼房中间设有内操场（小操场），置有篮、排球场各1个；出校舍东门的大操场建在山脚下，四周有环形跑道，中央为足球场，北侧小山腰还建有篮球场和器械运动场。
1931年至1933年，杜锡珪海军上将任校长期间推出硬性制度，规定将学生伙食标准视参加体育锻炼情况而增减。这一举措巧妙地抓住了年轻人的心理，配合学生经受海上惊涛骇浪考验的职业自觉，逐渐形成了早晚坚持锻炼、数度迁校也不间断的良好风气。
即便在抗战内迁的艰苦岁月里，体育教育的地位也未曾动摇。1938年秋，福州海军学校迁至贵州桐梓县城，租用“节孝祠”作校舍后，依然增修了操场，添置了体育用具。学校每天下午只上两节课，专门增加体育锻炼时间。
桐梓海校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学习西方科学技术，锻炼强健的体魄。学校聘请专职体育教官，学生长期强化体能训练，成绩颇佳。当地县中的体育教师潘奎龙还与海校教官协作，经常组织海校学生与当地中学生进行练习性的篮球赛，甚至与美军车队的驾驶员进行篮球比赛并战胜客队。
瓦片当球踢与“三铁大王”
在船政教育中，体育绝非简单的身体训练，而是强体与育人的深度结合。
体育是尚武精神的载体。桐梓海校除早操外，经常进行田径、器械操训练，开展篮球、排球、足球比赛，尤重培养游泳能力。每年秋季举行游泳考试，50米游泳不及格者退学，游泳超过500米的发奖金，4小时能游1万米的重奖。这种严苛要求，本质上是在模拟海上极端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对海军而言，会游泳不仅是技能，更是对职业风险的敬畏与担当，是在生死关头自救救人的底气。
体育也是集体主义的熔炉。海军学校与勤工学校常以班际比赛、校际对抗激发凝聚力。历年各班级人数虽少，但都组织有篮、排、足球队，经常举行班际球队比赛。勤工学校的武装障碍物赛跑、爬山、自行车比赛同样需要团队协作。1935年10月10日至16日，中国海军第一届运动会在海军学校大操场举行，海军部长陈绍宽任会长，36个单位1000多名运动员参赛。比赛期间，在马江停泊的军舰的官兵、陆战队人员及附近民众多来参观，不收门票。海军学校运动队获团体总分第一并几乎夺取各单项冠军，被海军部授予“总锦标”。1937年4月，勤工学校也借用海军学校大操场举行第一届田径运动会，以后每年校庆日前后举行。这些赛事正是集体主义精神的集中迸发。
体育更是突破“文弱”标签的武器。轮机第4届学生王先登被称为“三铁大王”，参加全国运动会获三级跳远第三名和铁饼第五名；抗战前，海校足球队常与访问马尾的英国海军舰艇足球队比赛，互有胜负。这些成绩打破了外界对船政学生“文弱”的刻板印象。
正如翁亨樵在《在海军艺术学校的日子里》中回忆，他因体弱，在小操场选跳远、跳高或以瓦片当足球踢以增强体质；初三时还由童子军教官约请福州三一中学足球队来马尾比赛。周幼良在《金家楼海校生活》中也写道，为争夺球类比赛锦标，各班全力以赴，代表球员经常牺牲假日埋头苦练。虽然他在与冯致远踢球时受伤“再也不敢踢足球了”，但这些生动细节恰恰证明，体育让“文秀”的学生在实践中理解了“威武”的价值。
回望船政体育的发展历程，它既是近代中国新式教育补短板的缩影，也为今日教育提供了镜鉴。今天，漫步马尾船政文化遗址，那些关于内操场篮排球架、大操场环形跑道的记忆虽已隐入尘烟，但先辈们在球场上奔跑、在泳池中拼搏的身影依然清晰。这些凝固的历史细节，不仅记录着船政学子强健体魄的努力，更诉说着一个民族在近代化征程中对塑造完整人格与强健国魂的深情追寻。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