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当前，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时代使命与学界共识。在这一背景下，请您谈谈对“构建中国自主文艺理论话语体系”这一命题的看法。
孙绍振：构建中国自主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学人的使命，也是文化自信在文学理论领域的必然体现。中国文学理论要走出自己的路，不能永远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和“注脚者”。
这一命题的提出，首先是我们长期以来吃了“食洋不化”的亏之后的自觉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种文论潮水般涌入，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接受美学……名目繁多。每一种理论都有它的背景与发现，这不可否认。但问题在于，许多人将这些理论奉为普适真理，直接套用于中国文学作品。结果概念演绎热闹非凡，一旦面对杜甫的诗或《红楼梦》《阿Q正传》，便束手无策。西方文论发展到卡勒那里，竟断言文学理论只以“文学性”存在，这实质上是一种文学虚无主义。
我始终认为，文学理论若不能阐释具体文本，不能在文本分析中展现其独特的阐释力，便是空洞的、灰色的。我们需要的不是概念到概念的演绎，而是从文本出发、从鲜活的文学经验出发，去归纳、去发现、去建构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话语。这不是排斥西方，而是要与之平等对话，甚至在其理论的“空白”处与“失误”处开辟我们自己的话题。建立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和文本解读学，正是文化自信在学术上的具体实践，让理论真正回到文本、回到文学本身。
问：在您建构自主理论话语体系的过程中，西方文论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和作用？您在中西对话中的基本立场是什么？
孙绍振：西方文论在我的理论建构中，扮演的是“他者”与“镜鉴”的角色。它不是我要追随的坐标，而是我借以反观自身、确立自我的参照系。没有这个参照系，我们可能看不清自己的独特之处；但如果把它当作终点，那就永远只能走在别人后面。
我的立场简单而明确：不俯视，亦不仰视，而是平视。我深受德国古典哲学与西方现代文论的影响，正因如此，方能知己知彼。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只有真正进入并理解了西方文论的内在逻辑，才能找到其薄弱环节，提出有价值的批判。我从不将任何西方理论奉为教条，阅读时心中始终想着中国作品——能解释的加以运用，无法解释或解释有误的，便提出自己的见解。
我们应当在西方理论的“空白”处建立自己的议题。西方文论几乎不涉及“情感逻辑”，而中国古典诗学最精彩之处，正在于对“无理而妙”“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阐发。我提出“情感逻辑”，正是要在西方理性逻辑之外，开辟另一条理解文学的道路。这不是对抗，而是互补。我们不能总是“接着说”“跟着说”，而要学会“对着说”。建立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不是为了取代谁，而是为了让世界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
问：您提出了“错位”“变异”“审智”“审丑”等一系列原创性概念，这些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彼此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又是如何体现中国特色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
孙绍振：这些概念，是我在长期文本细读中逐渐凝结而成的。它们是能够体现中国文艺理论独特内涵的核心概念，与西方理论中的相关范畴具有本质性区别。它们各有侧重又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我对文学审美活动的基本理解。
先说“错位”。这一概念最初用以描述真、善、美三者的关系。它们既非完全统一，亦非截然对立，而是一种“错位”的关系——部分重叠、部分交叉，又彼此矛盾。这种错位恰恰是审美价值生成的奥秘所在。艺术中，为了美，有时需要“歪曲”事实，这正是中国古典诗论所说的“形质俱变”。分析小说，人物情感愈是错位，戏剧性便愈强，《红楼梦》中宝黛的反复争吵与哭泣，情感上永恒的“错位”，方成就其动人力量。分析诗歌，“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鸟本无情，情感一经错位，万物皆染上主观色彩。“错位”打破了西方静态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建立起动态的、充满张力的审美阐释框架。
再说“变异”。“错位”关乎审美价值的内在结构，“变异”则揭示审美感知的发生机制。为何同一景物，在常人眼中与诗人笔下迥然不同？因为在情感的作用下，感觉与知觉发生了强化、弱化、扭曲与变形。没有这种变异，便没有艺术。《荷塘月色》中，朱自清有意忽略喧闹的蝉声与蛙声，强化幽僻孤寂的意境，这正是知觉的变异。诗歌中“白发三千丈”的夸张，更是变异的极致表现。
再说“审智”与“审丑”。长期以来，美学被定义为“感性学”，仿佛仅关涉情感与感觉。然而中国文学的传统从来不仅是抒情。从鲁迅的杂文到南帆的散文，存在着一条强大的“智性”脉络。西方的“审美”范畴难以涵盖这种以思想为核心的追求，因此我提出“审智”，与“审美”“审丑”并列，构成文学批评的三个维度。“审智”使读者在阅读中获得智性的启迪与满足，“审丑”则直面文学的暗面，丑的揭示往往比美的粉饰更具思想力量。
一个讲结构（错位），一个讲机制（变异），两个讲维度（审智、审丑）。它们不是从西方理论中推导出来的，而是从中国文学作品中一句一句读出来的。凭借这套概念与方法，面对诗歌、小说、散文，我们就拥有了可说、能说、说得透的理论工具。
问：您开创了“文本解读学”，并提炼出一套系统的解读方法，在文学界和教育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与中国自主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有何关联？与西方“细读”有何本质区别？
孙绍振：文本解读学是我始终致力于建立的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真正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学问，它本身就是中国自主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门学问的核心，一言以蔽之：回到文本本身，从文本出发，而非从概念出发。我所有的理论都是从文本中“读”出来的，而非从理论著作中“推演”出来的。
西方文论中的“新批评”也讲求细读，但它往往将文本封闭起来，切断了与作者、与历史的联系。我所强调的“细读”，是在文本的缝隙中发现矛盾、发现错位、发现那些被忽略的细微之处，而后层层深入，最终抵达文本的深层意蕴。我的方法论自觉，源于对立统一辩证法，并融合了老子“一生二，二生三”的三分法思维。这与西方的演绎法路径不同，我更倚重归纳——从大量文本分析中提炼方法，而非以现成的理论框架去框套作品。
许多学者曾为我归纳过一套“方法论谱系”，有人总结为“十二法”，包括还原法、比较法、替换法、矛盾分析法等。我运用这些方法分析过数百篇作品，从古典诗词到现代散文，从《红楼梦》到鲁迅小说。分析朱自清的《背影》，我不空谈“父子情深”，而是紧扣父亲爬月台的那几个动词——蹒跚、探身、攀、缩——逐一细抠，方能读出那份笨拙中的深情。分析《荷塘月色》，我专门探讨朱自清为何“忽略”蝉声与蛙声，这种“忽略”正是知觉的变异，折射出作者内心的“不宁静”。
这套方法并非书斋中的凭空构想，而是在一篇篇文本的细读实践中逐渐生长出来的。中国古典文论，从诗话、词话到小说评点，本就具有文本中心的传统，我的学术路径，正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理论是工具，文本是目的。一种理论若不能帮助一线语文教师讲好一篇课文，不能帮助作家认清创作的得失，便是失败的。中国特色的文本解读学，必须植根于文本、服务于实践，这正是它区别于西方“细读”的根本所在，也是它对中国自主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独特贡献。
问：您不仅从事理论研究，还亲自主持编写两岸语文教材，您如何理解这一工作的意义？
孙绍振：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就开始介入中学语文教学改革，1997年发表《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语文教学的严峻挑战和机遇》等，在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2001年，全国开始第8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我领衔主编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语文实验教材》。2015年，我又与台湾中华文化教育学会理事长孙剑秋教授共同牵头，启动了两岸合编语文教材的项目，涵盖高中与初中阶段。
这项工作的意义，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从学术层面看，我从事了大半辈子的文本解读研究，若不能将这些方法真正应用于青少年教育，研究便只完成了一半。教材是学术成果转化为教学实践的最佳媒介，在每篇课文的教学参考中，我专门设立了“主编解读”板块，这本质上是文本解读学的教学转化——不只告诉教师“教什么”，更要阐明“怎么教”。从文化层面看，两岸语文教材虽有诸多差异，但有三个方面的“共同”：第一，共同篇目多、共同文化明显；第二，台湾教材对这些共选经典的解读，即提炼出的主题思想和写作特点，一般均选取大陆文学史上的主流说法；第三，两岸教材优势互补，产生“1+1>2”效应的共同愿望。两岸文化同宗同源、血脉相连，语言文字是民族认同最深层的根基。我们的核心编纂思想是“以中华文化认同为根基”，以此为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铺路架桥。
我期待文本解读学走出大学讲堂，进入两岸中学语文的日常教学，让更多孩子学会阅读、热爱阅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两岸代代相传。我愿鞠躬尽瘁，让中国特色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和文本解读学在世界学术舞台上发出不可替代的声音。
（采访协助：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袁勇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