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琉球有“万国津梁”之美誉，书籍作为文化载体，在中琉交流中发挥着津梁的作用。清康熙末，徐葆光撰《中山传信录》明确记载琉球各岛“购蓄中国书籍”。乾隆初年，潘相《琉球入学见闻录》记载“琉球文庙之两庑，皆蓄经书”，各级教育机构所用教材“多购于内地”。
这些书籍多由入华使臣及留学生采购携归。如“琉球五伟人”之一的程顺则（字宠文）在康熙年间以不同身份5次入华，学习、公干之余也购买书籍携归琉球。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他作为接贡存留通事第二次入华，在福州柔远驿居留三载，归国前“捐资二十五金，购得十七史全部，共计一千五百九十二卷，归献孔子庙”；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五十四年（1715年）分别在天津、福建两地购得《朱子真迹》《诗韵释要》；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率谢恩使团赴京，“捐资购得《皇清诗选》数十部，每部三十卷”，带回琉球献给王府内书院、圣庙及评定所。
像程顺则在华购书这样的例子并非个案，18世纪编写的《官话问答便语》《学官话》等琉球汉语会话课本生动再现琉球人在福州书店购买四书五经及诗文类书籍的场景，对选书、还价等环节予以细致模拟。
中国书籍还有一部分通过馈赠的方式传入琉球。如道光十八年（1838年）琉球人颜嘉行出使中国，在福州拜谒一位名叫刘锡经的学者，刘氏赠其数本《陈惕园先生童子摭谈》，此书为清代长乐学者陈庚焕（号惕园）所撰蒙学读物。
除了购买和受赠，琉球人还在福州刻印中国书籍，将书板和印本携带回国。这一类由琉球人出资、在福州请当地书坊刊刻的书籍，学界称之为“福州刻琉球本”。如程顺则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刊刻其恩师陈元辅（字昌其，福州人）的《枕山楼诗集》；陈氏《枕山楼课儿诗话》由程顺则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联合其他5位琉球弟子共同捐资刊刻，至雍正三年（1725年）板木朽坏，琉球进贡正议大夫曾历又捐资刻印。
琉球人在福州刻印诗文作品等著作，这是“福州刻琉球本”的主要构成，以程顺则和蔡大鼎为代表。
程顺则在福州除了刻印中国书籍外，还刻印多种琉球人汉诗集。其中，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自刊在华所作诗文集《雪堂燕游草》；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为其早逝的次子程抟万刊印汉诗遗集《焚馀稿》；康熙六十年（1721年）编撰刊刻《中山诗文集》，荟萃康熙年间曾益、蔡铎、程顺则、周新命等琉球诗人的汉诗文杰作，并辑录数十位闽地文人与程顺则的赠答作品，历时4年，至雍正三年（1725年）刊竣，内封题署“琼川楼藏板”，琼川即福州柔远驿附近的琼河。咸丰六年（1856年），程顺则六世孙程德裕奉使入闽，鉴于康熙刻本“旧板散失无存”“其书亦渐就泯灭”，遂捐资重刊。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程顺则在福州还整理刻印航海图籍《指南广义》，付梓后“藏板馆驿”。100多年后的道光四年（1824年），琉球贡使毛树德在福州尚见程顺则原刻本。
另一个在福州刻书较多的琉球人是蔡大鼎。蔡大鼎（字汝霖）出自久米村蔡氏，是琉球国第二尚氏王朝末期重臣，曾多次入华，或求学，或出使。蔡大鼎“性好梨枣”，著作均刊刻于福州，内封多题署“钦思堂藏板”；还刊刻其七世祖蔡肇功诗集《寒窗纪事》。
清代前期久米村蔡氏多有在福州刻书者。雍正二年（1724年），蔡邦用刊刻其父蔡文溥（字天章）的《四本堂诗文集》及其祖蔡应瑞（号祚庵）的《五云堂集》。《四本堂诗文集》后于雍正十年（1732年）和乾隆二十年（1755年）两度在福州重刊，后一次所刊系蔡文溥晚年定本，由其孙蔡功熙（字法亮）携入闽省付梓。
琉球大儒蔡温（字文若，号澹园）所著《澹园全集》有乾隆十二年（1747年）福州刻本，今已佚。蔡温编纂儒学语录《要务汇编》现存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居易堂刻本，卷首福州人王登瀛所作序言称“文若大有功于斯集也，即付之剞劂，传流中山”，其刊刻地当在福州。
福建古代书业的繁盛，为明清时期中琉书籍交流的实现提供了可能。福建古代刻书，尤可称道者有三地：建阳、四堡和福州。虽然汉籍入琉主要发生于清代，彼时建阳刻书已趋式微，但琉球与建阳本的关联仍可在文献中觅得不少，如《琉球入学见闻录》载琉球孔庙收藏的插图本《四书集注》有“刘氏刻像”“余明台刻行”“后学余象珍赞”等题署，当为明末建阳余明台（名象珍）刻本，或据余氏本翻刻而成。
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曾在冲绳访到一种光绪五年（1879年）琉球写本《二十四孝》，据其判断属于元末福建尤溪人郭居敬所编《二十四孝诗选》系统，而此书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初建阳书坊刊《全相二十四孝诗选》。
闽西四堡是清代前期崛起的重要刻书基地，有过“刷就发贩，几半天下”的辉煌，刻印书籍行销江南50余城，更渗透到华南、西南的内陆腹地和边疆地区，也辐射琉球、安南等海外诸国。学界研究认为，最早传入琉球的《四书体注》很可能就是四堡本，冲绳县立博物馆·美术馆藏清光绪五年（1879年）琉球写本《酬世锦囊正家礼大成》来源于乾隆年间四堡邹氏编纂的民间日用礼书《酬世锦囊》。
福州既是全省的书籍集散地，也可关联江南等刻书重镇，清代南后街一带坊肆林立、书市繁荣。《官话问答便语》提到福州书店销售的书籍有“土板”和“苏板”可供选择，“土板”可能是建阳、四堡或福州本地坊刻本，“苏板”则是来自江南的苏州刻本。繁盛的书业吸引琉球人在此购书，采购的书籍可就地装船运回琉球，十分便利。因此，清代黄景福在《中山见闻辨异》中径称琉球文庙所蓄经书“多自福州购回”。
清代福州本地的刻书业发达，官刻、文人家刻及坊刻都很兴盛，入闽琉球人得以利用当地的刻工、纸品等资源刻印书籍。即便不在福州，琉球人有刻梓需要，也往往考虑到福州刻印，如雍正二年（1724年）蔡文溥特意将其父蔡应瑞的《五云堂集》“从海外邮来，以授梓人”；蔡大鼎《漏刻楼集》成书后，其父蔡德懋叮嘱：“汝他日入闽，当不惜资财，付之梓人，为其藏板。”
传入琉球的汉籍，被刷印、传抄、翻刻，或施加训点进行本土化改造，甚至将其中的部分内容编进新的书籍，以扩大传播。“福州刻琉球本”《小学句读》，现存残本多有断口、断板痕迹，可见其书板携回琉球后被反复刷印。颜嘉行“捐资重锓”携归的闽本《童子摭言》，由琉球刻工梅带华翻刻，“以备遍分之用”。侯官丁相辑本《敬信录》，则由毛树德加以俗解，梅带华父子镌板，供人备纸刷印。
汉籍传入改变了琉球书籍匮乏的情况，加速了琉球文明的进程，原本“崇信巫觋之术”的风尚民情变为“好诗书，喜歌赋”，文章风雅，彬彬然有中华之风。
琉球人在福州刻书，对于保存琉球文献尤其是琉球汉文诗集有着重要意义。有些诗文集如蔡肇功《寒窗纪事》、蔡文溥《四本堂诗文集》目前所知仅有福州刻本。蔡大鼎的作品亦赖福州刻本留存至今。曾益《执圭堂诗草》、蔡铎《观光堂游草》、程顺则《雪堂纪荣诗》等也因收入《中山诗文集》并在福州刊刻而得以保存和传播。
《中山诗文集》中与程顺则酬唱赠答的中国诗人将近40位，大部分为闽地文士。在这个“朋友圈”中，多位深度参与《中山诗文集》的编撰刊刻。如陈元辅，他是柔远驿的“勤学先生”，教授了程顺则、周新命、蔡肇功等多名“勤学生”。研究发现他是《中山诗文集》编订的实际发起者与核心参与者，为集子作序跋5篇。程顺则其他刊本如《指南广义》和《晚香园梅诗》（长乐人林潭诗集，程顺则于康熙六十年即1721年在福州重刊）也都请陈氏作序，而陈氏的2部诗文作品集则由程顺则出资刊印；王登瀛也为《中山诗文集》作序，序中透露其积极推动此书付梓。《晚香园梅诗》及蔡邦用刊《四本堂诗文集》《五云堂集》也请王氏作序。
蔡大鼎刻本现存8种，有闽地文人所作序跋超过30篇。其中，福州人谢鼎（字燮臣）序7篇、郑莘（字虞臣）6篇，可见其与二人关系之密切。
围绕书籍活动，中琉文人也加深彼此的了解与认同。《中山诗文集》卷首有福建布政使司官员任五伦序，称其初闻琉球之“风尚民情，大率与我中国略同”，“疑近自誉”，读过书中作品之后，“始信其言之不谬也”，“不禁流连叹赏而为之序”。
以闽地为主的中琉书籍交流也是“海上书籍之路”的重要节点之一，汇入东亚“书籍环流”网络。不少书籍以闽地为起点，经由琉球，再传日本。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文人陈元辅，他的《枕山楼课儿诗话》在国内已经佚失，却曾“远播中山……谈诗子弟咸得奉为准绳”，传入日本后也被多次翻刻，研究者统计现存“和刻本”多达11种。
（作者单位：福建江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