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为顺应台湾光复、海疆治理的时代大势，专门培养海疆建设人才的专科院校“国立海疆学校”在闽地应运而生。迁台的海疆学子半数以上为基层文教工作者，比如著名学者李敖中学时期的国文教师杨锦铨。
这所仅存续6年的院校，三迁校址，四易校长，从最初为台湾光复培育治理干部，逐步拓展为面向整个东南海疆、服务南洋侨务建设的育才基地，在时代洪流中几经调整办学定位。其办学历程，既是民国后期海疆教育探索的鲜活缩影，更是近代福建深耕闽台融合、联结海外侨心、经略山海发展的一段珍贵历史记忆。
1944年5月，国民政府“基于制度环境之特殊，及其与祖国隔绝之久，自不能不有特殊机构以训练人才，以为未来适应环境培养布政施教之干部”，教育部选派蒙藏教育司科长张兆焕等人为筹备委员前往福建，以“培养海疆建设干部、肃清奴化思想、服务台澎光复重建”为办学宗旨筹设海疆学校，聚焦培育适配台湾接收治理、文教恢复的基层公职人才。
学校办学之始，办学体系、学科设置、人才培养全力服务于台湾战后接管工作，设置三年制公费专修科、短期行政训练班两大板块，“招收行政民政两组两班，教育组一班，师范科文史组一班，学生共二百余人”（1944年9月《海疆学校第一期招生简章》，福建省档案馆馆藏），带有鲜明的战时速成、实务救亡特征。
1944年8月，学校依托仙游私立金石中学旧址启动筹备办学；9月，招收首届专修科新生200名；10月，首任校长张兆焕到任。1945年2月，正式开学授课。
仙游地处闽中，不通江海，办学格局天然受限，加之张兆焕任职仅3个月，便与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校长梁龙光人事互调，学校初创未稳，亟待革新。
1945年2月，梁龙光接任校长后，为贴合海疆办学主旨、摆脱内陆办学困境，全面推动校址搬迁。在福建省政府参事郑玉书等人的大力倡导下，7月学校获批迁往南安县九都镇。至此，全校共有8个班级382名学生及64名教职员工，架构基本成形，在乱世困顿中筑牢了办学根基。
南安仍属交通闭塞之地，加之教学配套薄弱，办学条件极为艰苦，全校仅有校舍25间，教职员工宿舍多租借周边民宅，物资匮乏，教学经费紧张，依旧难以适配持续发展的长远需求。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内教育格局全面重塑，国家海疆治理视野持续拓宽。梁龙光执掌校政期间，跳出战时短期培训局限，打破地域办学壁垒，办学定位也从单一的服务台湾战后重建，拓展为着眼东南海疆全域治理与南洋侨务统筹发展。
梁龙光多次向上陈情，申请迁址滨海侨乡晋江。经反复沟通争取，1946年教育部正式批准迁校，并核定专项办学经费。
晋江地处闽南侨乡核心，自古为海上贸易枢纽，侨民集聚，对外交流频繁，具备发展海疆侨务教育的区位优势，完全契合学校联通闽台、辐射南洋的办学定位。1946年6月，海疆学校整体迁入泉州晋江，临时租借花巷天主堂校舍办学，并勘定府后山公地为永久校址。8月，新校舍正式动工建设。秋季招生范围扩展至上海、广东及南洋各大华校，此时学校学生共计12个班514人，教职员工扩充至72人。
海疆学校6年间先后扎根仙游、南安、晋江三地，从内陆山城走向滨海侨乡的迁徙轨迹，亦是学校不断回归海疆办学本位、贴合时代发展需求的真实写照。战后，海疆学校突破传统办学模式，逐步构建起顺应时代需求、独具闽地特色的双轨学制体系。
1945年校址迁入南安后，学校即开启首次系统性改制，分层分类精准育才。一方面，“易三年制为二年制，另增设五年制法商科与师范科”（教育部边疆教育司编《边疆教育概况（续编）》），实行二年制与五年制相结合的双轨学制。二年制面向高中同等学力生源，侧重短期实务技能训练培养，适配可投身台海建设的应用型、急用型人才；五年制面向初中毕业生，实施长周期系统化培养，更注重夯实文史基础、外语能力与海疆认知，培养可服务南洋事业长远建设的人才。另一方面，优化学科布局，撤销战时训练班，将行政科改为法商科、教育组并入师范科。
1946年落籍晋江后，学校办学规模持续壮大，将原法商科更名为商业科，设立会计银行、国际贸易两大实用专业，适配南洋跨境贸易、金融发展需求；师范科细化为国文、史地、教育三组，专门培育海外华文教育师资。
同步添置图书史料、深化专题研究，增设海疆问题研究室、毕业生辅导委员会，学校正式迈入稳定发展的成熟阶段。梁龙光任校长期间，学校曾谋划增设侨生台生先修班、创办海疆研究所，进一步提升办学层次，但受限于战后财政拮据、专科建制约束，诸多宏愿未能落地。
区别于其他同样立足侨海教育的专业院校，海疆学校清晰找准自身办学定位，与当时也曾在福建办学的国立暨南大学形成差异化、互补式发展格局。暨南大学侧重侨务学术深耕与理论研究，海疆学校专注应用型、实操型人才培养，聚焦基层治理、华文教育、海外商贸等一线领域，精准填补了近代海疆实务人才的培养空白。
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学校紧扣岗位实际需求分类施教。二年制商业科聚焦海外经贸实务，开设会计银行、统计学、商品学、运输学、殖民史等核心课程；师范科以国文、史地、教育等课程为教学核心；五年制统筹整合初高中与专科课程，实施一贯式系统教学。
在外语教学上，学校构建双层外语培养体系，将英、法、荷、日四门通用语言列为全校第一外国语，覆盖南洋传统殖民区域主流语种；五年制学生自第三学年起，必修马来、暹罗、缅甸、安南等东南洋土著民族语言作为第二外国语。
在公共课程设置上，学校确立专属海疆通识课程，将南洋历史、地理列为全校必修课，商业科必修南洋经济，师范科必修华侨教育，真正实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
这套课程体系依托沿海贸易基础培育商贸人才，依托多元语种教学打通中外交流壁垒，依托南洋专题课程拓宽学子海疆视野，精准立足福建侨海优势，成为近代中国侨务教育、海疆教育融合发展的成功实践。
学校特别重视师资力量建设，先后从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等高校聘请陈孝禅、黄玉树、汤文通、黄寿祺、徐君藩、庄为玑等名师来校任职任教，创办《海疆校刊》《海疆青年》《边疆通讯》等刊物，营造包容开放、多元思辨的学术氛围。
海疆学校6年办学期间，先后5次招考，共录取学生近800名。根据福建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1947年海疆学校师范专科毕业生数48人，愿往台湾工作人数20人；商业专科毕业生数53人，愿往台湾工作人数25人。1948年第二届海疆学校毕业生中，愿意前往台湾工作的人数占比达44.6%。
至1948年11月，已有113名海疆师生在台任职就业。他们的生活圈遍及台北、台中、台南、基隆等地，在乡镇公所、中小学、社会服务机构任职，从事基层行政整顿、文教推广、战后社会秩序修复等工作。
还有少部分毕业生奔赴南洋各地，扎根印尼、菲律宾等侨区。有的入职海外华文学校，执教传道、赓续文脉；有的投身侨社公共事务，联络团结侨胞、凝聚侨心侨力；有的深耕跨境商贸领域，助力闽籍侨商拓展海外市场、畅通山海经贸往来。
受时代局限，海疆学校办学时间短，毕业生总体规模有限，但学子奔赴海疆、扎根一线的务实作为，有效补齐台湾光复初期基层治理、延续中华文脉的人才短板，成为闽台融合、中外侨联的重要纽带，也是“迁台记忆”直观的历史佐证。
1947年7月、8月间，梁龙光调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教育部另派蚁硕接任校长。受战局影响，学校招生规模收缩，1947学年起停止招收二年制新生，仅招收五年制师范科、商业科各一班。
1949年7月，拥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硕士学位的彭传珍出任最后一任校长。此时国内时局剧变，社会动荡、物价飞涨、财政枯竭，学校办学陷入极大困境。
1949年10月，泉州解放，海疆学校由泉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全面接管，进入军管过渡办学阶段。在军代表与校务团队的坚守下，学校短暂维持教学运转，尽力保障师生秩序。
1950年5月，海疆学校终因时代更迭正式停办，一段山海育才的办学往事就此落幕。
（作者单位：福建省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