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为否定琉球作为独立国家的历史主体性并使吞并行为合法化，日本学界将琉球指称为日本属国，试图将琉球史强行并入日本史的叙事框架内。这种建立在“同根同源”假说之上的史观，严重抹杀了琉球独立和自主的历史地位。
16世纪中后期，西班牙帝国在东亚留下了大量调查卷宗，便是还原琉球作为独立王国历史原貌的重要史料。通过对这些档案的深度解读，可以与其他语言的史料构建完整的共时证据链，从而确证琉球作为独立王国的客观历史。
追溯大航海时代西班牙对琉球的认知，最早切入的是其在东亚海域高度活跃的经贸实态。1548年，西班牙西印度群岛委员会提交的航海报告《从好望角到琉球群岛的发现》（西班牙西印度综合档案馆），揭示了琉球商业网络运作的物质基础。报告在记录菲律宾群岛见闻时写道：“在那里，聚集了其他一些来自琉球群岛的桨帆船。据说这些岛屿盛产金银，琉球人更加强壮且好战。”
这段记载直接颠覆了传统叙事中琉球人单一的商贾形象。西班牙人并未采用描述中国大型商船时常用的“戎克船”，而是使用了专指吃水浅、依靠桨帆驱动的快速武装船只“桨帆船”。结合其“强壮且好战”的定性，足以证明活跃在东亚海域的琉球人，实质上是一支配备中小型武装船只，能够参与区域护航或应对海上冲突的军事化商业力量。
报告中关于“盛产金银”的误解，则揭示了琉球早期作为白银贸易中转站的枢纽地位。西班牙人的误判源于琉球商船上满载的白银与高附加值商品。1560年由西班牙皇家史学家阿隆索·德·圣克鲁斯编撰的《世界全岛总志》，进一步刻画了琉球的贸易模式：“他们拥有铁，用来制造武器和其他物品，运往暹罗和中国，并从那里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带回许多其他商品。”
在真实的贸易格局中，琉球本岛并不盛产金银与铁矿，而是依托以福建为核心节点的贸易体系，利用中国广阔腹地提供的丝绸、瓷器与茶叶等大宗商品进行贩运中转，从而换取日本的白银与南洋的香料。
西班牙历史档案记载中对于琉球地理方位的摸索，与琉球政体属性的法理界定存在深刻的内在逻辑关联。早期欧洲是基于“商业流动”而非“领土主权”来确认琉球的存在，即琉球商人在南洋海域极高的活跃度，导致其商贸空间被误认为国家疆域。然而，这种模糊的空间感知并未阻碍西方对其主权地位的确认。《世界全岛总志》中明确记录琉球“有独立国王并受其统治”，并将其与周边“没有法律、没有君主”的部落社会进行本质区分。这种基于文明程度与政治规约的标尺，确证了琉球是一个拥有高度政治组织规范的主权国家。
在1574年菲律宾总督基多·德·拉维扎里斯写给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的信函中，将琉球精准定位于“抵达日本之前”（《汇报卡马里内斯省、婆罗洲和棉兰老岛、琉球群岛等地情况》，西班牙西印度综合档案馆），其作为通往日本航线前哨的战略地位亦随之确立。信函中提到的“探索（征服）”计划，则进一步将琉球视为大国博弈的关键目标。这种跨文化的政治镜像，反向印证了琉球在东亚格局中不可忽视的独立体量。
1587年，由西班牙驻菲律宾首任主教多明戈·德·萨拉萨尔主导完成的《日本调查报告》（西班牙国家历史档案馆），为界定16世纪日本的真实国家版图提供了一份关键的第三方情报档案。该报告生成于日本国内政治格局发生剧变的节点，其情报提供者是几名当时滞留或居住在马尼拉的日本侨民与基督徒，而记录者则属代表西班牙帝国最高利益的殖民地统治阶级。
借助日本侨民的口述与西班牙官方的记录，报告巨细靡遗地展现了16世纪日本的政治生态与地方版图。在档案的末尾附上了一份极其详尽的《日本全国区划清单》，受访的日本侨民使用日文汉字与假名，逐一拼写了构成日本国家实体的“六十六个令制国”，并由西班牙公证人进行了严谨的拉丁化音译转写。在丰臣秀吉加速国内统一、日本民族国家意识空前膨胀的历史背景下，日本本土群体在向西方详述本国疆域时，并未将琉球纳入其国家版图的认知框架。
同样在1587年，西班牙著名航海家佩德罗·德·乌纳穆诺奉命指挥一艘小型舰船从澳门附近出发探险北太平洋海域，途中由于船员病重且给养不足，乌纳穆诺被迫放弃了原计划，他在航海日志中记录下“未能前往琉球群岛，也没有去日本”（《日本和亚美尼亚群岛之旅》，西班牙西印度综合档案馆）。琉球和日本被自然地并列在一起，作为两个平行的、互不统属的航海目的地。这些史料印证了在1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真实地缘政治格局中，琉球完全独立于日本的行政管辖与主权辐射之外，是一个与之并立的自主文明实体。
多维度的史料互证，为重构大航海时代琉球的历史实态提供了无可辩驳的核心证据，在经济、地理与政治多重维度上形成了一条严密的逻辑证据链。这种由西方外部观察与日本内部认知共同印证的历史实态，清晰界定了琉球当时的疆界范围，使后世企图将琉球强行拉入日本叙事的政治建构失去了史实根基。事实证明，在16世纪真实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中，琉球是一个自主运作的文明实体，也是大国博弈的关键角色，更是名副其实的“万国津梁”。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海外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