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州近代“国际茶港”发展的鼎盛时期（1853至1889年间），华洋商号云集，美国的旗昌和琼记洋行，英国的怡和、宝顺和天祥洋行等备受学界瞩目，俄国茶商如新泰洋行、顺丰洋行和阜昌洋行受到的关注较少，但俄国洋行在福州茶叶外销市场的扩大中也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些俄国洋行的运作大多实行合伙制，其中顺丰洋行由托克马科夫联合莫洛奇科夫等商业伙伴创办。
2026年5月，受俄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史研究中心邀请，笔者有幸赴俄罗斯莫斯科参加第五届“丹尼洛夫”国际学术会议，其间拜访了托克马科夫家族后裔斯托雅诺娃，经过斯托雅诺娃本人的现场讲述和查阅其家族相关资料，对近代顺丰洋行背后的俄国茶商托克马科夫家族及其跨国经营网络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托克马科夫全名为托克马科夫·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出生于1838年，在恰克图长大，其家族是典型的俄国商人大家族。托克马科夫来华经营茶叶源自19世纪中后期俄国向东扩张和中国政治经济局势的新变化。1858年，中俄签订《天津条约》，俄国商人可以深入中国内陆通商。1862年，中俄签订《陆路通商章程》，开放经海路向俄罗斯运茶的利权。太平天国运动对绿茶原产区和运往上海、广州港的茶路造成严重冲击，俄国商人转而利用通商特权进入长江腹地的汉口、九江以及沿海的福州制茶运茶，进而经天津转张库大道接恰克图等贸易路线，获得税收减免权。1865年，中俄又修订章程，“俄国商人经张家口留货销售比例提高至40%，并免征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茶叶半税）”。
全球海运时代的到来加速商贸路线的转移，天津作为中国北方联结俄国亚洲部分与中国南北方经济的枢纽作用凸显。对于南部中国茶区茶港外销而言，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也是一个大改组的年代，沿海口岸陆续被强行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作为英、美等国力辟的通商之地，福州港茶叶外销进入狂飙时刻，各国商人洋行在福州大量采购茶叶，福州国际茶港中心的集聚效应也吸引了俄国茶商，俄国茶商已不满足恰克图边境互市，而是深入中国内地直接采购或者自己制运。
托克马科夫在福州设立了公司办事处，一开始称为托克马科夫·舍韦列夫公司，之后又改名为托克马科夫·莫洛奇科夫公司。托克马科夫起初在福州、汉口和恰克图建立起颇具规模的生意网络，在汉口居住很长时间后返回莫斯科，之后又定居于克里米亚，在当地新拓展出葡萄酒业务。托克马科夫在中国汉口、福州、天津和张家口的公司业务则交由代理人继续打理，其代理大都是俄国商人。
俄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沙罗诺娃·维·根研究员大致勾勒托克马科夫的商业网络：“在汉口是恰克图一等商人萨哈罗夫，在福州是色楞金斯克商人的儿子马雷金，在天津是恰克图一等商人斯塔尔采夫。”沙罗诺娃·维·根认为“以这样的方式创建的贸易公司能够最大程度发挥效能，为公司所有者们带来利润，并且给俄国提供更多的茶叶”，这实质上点出了俄商在当时跨国经营的网络——特许经营下的合伙制。俄国商人力图打通生产、运输和贸易销售三个环节，尽可能地建立自己的“供应链”，在与中国商帮、企业、产茶区的联动之中，形成横跨欧亚大陆一系列陆海贸易据点的商业网络，“万里茶道”进入新阶段。
托克马科夫创办的俄国茶行在华开展业务时，取了一个非常有中国文化韵味的名字“顺丰”。根据1887年《孖刺报行名簿》，顺丰洋行业务范围在莫斯科、汉口、天津、福州和九江，当然运茶重要节点还应该包括中俄边贸互市的据点恰克图。
彼时顺丰洋行的跨国网络是这样构筑的：托克马科夫本人坐镇莫斯科主管，在天津顺丰的分部由商人斯塔尔采夫负责，顺丰在福州分部运作由莫洛奇科夫、马雷金和皮特斯基经营。福州茶港外销集散中心地位是推动俄国茶行设立办事处的重要因素，此时的南台商业区与罗星塔锚地形成围绕外销茶的原料、洋行资本和工人等要素聚集的产业链条。顺丰洋行厂区办公区紧挨着闽海关设立。根据日本人国立公文书馆藏1891年西人绘制的福州地图，顺丰洋行就在闽海关西北角设立办事处，其位置前排靠江为英商怡和洋行，地图显示顺丰洋行包括2栋办公楼、6栋制茶厂房及附属仓库，规模颇大，是福州近代洋务运动在实业领域的代表之一。
俄国茶行不仅自己制茶运茶，还参与福州当地的茶事活动。1897年，顺丰洋行派出代表参与了福州茶务改良公司的董事会，这家以新法制茶（指机械制茶）的公司设在福州近郊大北岭区域的东岭（今为宦溪镇洲洋村），但由于北岭茶园规模有限，新式工厂运作不畅，两年后走向破产，其工厂遗址部分位于今洲洋村水库之下。
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使得中国东北原有商路被打乱，日本商业扩张渐成咄咄之势，而俄国商业渐次收缩，俄国企业开始转移到长江流域腹地的汉口，这里有俄国的租界，俄商认为其商业利益可以得到租界保护。1907年，顺丰在福州的生意经营日益困难，日本商人在福州大有取而代之之势，闽海关右侧大楼已为日资台湾银行买下；台湾籍民林春树名下的春记茶行也在原俄国茶行毗邻地块建起厂房；日本大阪商船株式会社在运输茶叶等大宗商品方面渐成势头，在烟台山地块还有专门的办事处。
顺丰洋行退市之后由福州当地饶有实力的广东茶商刘悦岩接手，其背后的广东会馆与各国洋行合作密切，新整合后的悦兴隆茶行依然生产茶砖，但生意规模锐减。十月革命之后，苏俄对高档茶叶的消费需求不足，再加上对亚洲部分的控制减弱，砖茶贸易也随之收缩。
根据斯托雅诺娃提供的材料，托克马科夫热心公益，参与捐建了克里米亚当地一家大型的医院，并且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医院的运转，大女儿（托克马科夫育有三子三女）也在这家医院担任护士。二女儿沃多沃佐娃（托克马科娃）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后来担任全俄首家马克思主义出版社的翻译员。根据家族后人撰写的《奥列伊兹》记载，这家出版社出版了列宁的早期著作，其中包括《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经济研究与论文》，玛丽亚于1954年逝世。
1938年托克马科夫逝世，苏联对华茶叶贸易已经重启，汉口、福州和上海等地对苏联茶叶外销有所恢复。家族资料将托克马科夫视为俄罗斯的“企业家和艺术资助人，茶商和葡萄酒酿酒师”。作为企业家的托克马科夫维持在中国福州、汉口、天津、张家口和恰克图至莫斯科的茶叶生意，之后又投资克里米亚建颇具规模的葡萄种植园、酒窖以及家庭别墅（至今留存，高尔基等俄国名人在该栋建筑住过）。
托克马科夫家族的经历，成为“万里茶道”商路上人员、资金、信息和商贸绵密往来的历史缩影，也构成了福建与“万里茶道”因茶结缘、互联互通的直接见证。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全球茶叶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