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赠曾子固》云：“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后世谈及曾巩，多推崇其文章，却往往忽略其吏治才干。他一生辗转宦途，历典州郡。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八月，曾巩以度支员外郎、直龙图阁出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马钤辖，至元丰元年（1078年）九月离任。在福州履职仅一年有余，他躬身实践、勤政恤民，一言一行、一政一措，皆折射出其为政理念。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主持变法，朝堂新旧两派党争日趋激烈。曾巩不愿卷入纷争，主动请求离京外任。其恩师欧阳修属旧党，挚友王安石主新党，曾巩既不认同旧党全盘否定新法，又不赞同新党操切滋扰之弊，始终不附任何一派，“立朝无所阿附，有见嫉之积毁，无借誉之私援”（曾巩《乞出知颍州状》），以致“巩负才名，久外徙”（《宋史·曾巩传》）。

十余年间，他先后出知越（今浙江绍兴）、齐（今山东济南）、襄（今湖北襄阳）、洪（今江西南昌）、福（今福建福州）、明（今浙江宁波）、亳（今安徽亳州）七州。福州之任，正是他长期外任、远离朝堂漩涡的一段重要经历。他一生中立务实、不党不私，正所谓“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文教之开兴，吾闽最晚”（陈衍《福建通志》）。在时人眼中，福建地处海隅、教化未兴，可谓“天下之远处也”。彼时官场普遍存在畏远避偏的风气，官员多不愿赴偏远州郡任职，即便勉强莅任，亦多抱过客敷衍之心，往往“咸小其官，以为不足事”，怠政塞责，难有作为。针对这种官场陋习，曾巩批驳道：“盖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曾巩《送李材叔知柳州序》）意思是赴边远之地为官者，未能把治理与教化的本职工作贯彻到位。他进而提出为官者当怀“久居之心”，要愿意扎根久任。曾巩《送李材叔知柳州序》云：“吏者唯其无久居之心，故谓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邪？”

到任福州之前，当地州府于官衙园圃栽种蔬菜，售卖所得用来增补官吏薪俸，间接冲击民间菜市，致使菜农生计受损。曾巩莅任后，愤慨直言：“太守与民争利，可乎？”随即严令废止。他高度重视农务民生，面对任职属地发生的水旱瘟疫等灾害，心系民瘼，一生撰作救灾诗文数十篇，所谓“芃芃之稼，将槁而萎。嗷嗷之众，曷望而依”。灾荒之年，生计无着者多啸聚山林近海为盗为匪，曾巩秉持仁政力主招安，而非一味屠戮，前后归降及被擒者近200人。他又奏请朝廷于沿海增置巡检兵力，强化安防震慑，杜绝匪患复燃。自此境内安定、风气清朗，“亭无枹鼓之警，里有室家之乐。士气始奋，而人和始洽……今野行海涉，不待朋俦”（曾巩《福州上执政书》）。

谢泌《咏冶城风物》云：“湖田播种重收谷，山路逢人半是僧。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自五代闽国以来，闽地崇佛之风盛行，寺院林立。到宋时，福建路寺院经济状况居全国首位。寺产田亩赋税比一般籍户更为优免，寺院住持亦享有诸多特权。故而不少百姓为避税牟利剃发为僧，谋求争当寺庙住持。彼时住持由知州直接委任，僧人们多借机钻营请托，官场贿赂积弊成风。曾巩知福州后，僧众照例给他送礼，他一概拒受。同时一改委任旧制，令各寺院由众僧徒公议推举住持，再将被推举人登记造册、公示于众。从此贿赂风气，“公至不禁而自止”（曾肇《曾舍人巩行状》）。

宋人对福建多有刻板印象，或言“闽以险且远”，或谓“闽人狡险”（毕沅《续资治通鉴》），致使“仕者常惮往”。曾巩力破偏见，主动为闽地代言，盛赞其“山川之胜，城邑之大，宫室之荣”（曾巩《道山亭记》）。他不仅推介闽地风光，更推广福建茶叶与荔枝，曾作《闰正月十一日吕殿丞寄新茶》《方推官寄新茶》《尝新茶》等诗作，极力推崇闽地“曾坑”“壑源”“龙团”等名茶；又四处寻访荔枝品种，品评优劣，编撰《荔枝录》上呈宋神宗，详细记载了“绿核”“虎皮”“状元红”等30余个荔枝品种的果实特质与产出位置（曾巩《福州拟贡荔枝状》）。曾巩以文为媒，倾力推介闽地风物，堪称古代闽地“地理标志产品推广大使”。

熙宁二年（1069年）至元丰三年（1080年）12年间，曾巩历典七州：越州赈饥荒、齐州惩奸恶、襄州平冤屈、洪州治疫病、福州安民心、明州促海贸、亳州严保甲，政绩卓著，一时“京师盛闻治声”（曾巩《亲旧书报京师盛闻治声》）。每至一州，曾巩必体察民情、深究弊源，不做浮于表面的“空降官”。其治理四方皆有实效，却从不矜功邀名，即便一些后辈晚生已位居其上，所谓“一时后生辈锋出，世颇谓其偃蹇不偶，而巩视之泊如也”《宋史·曾巩传》。

元丰元年（1078年）九月，曾巩卸任福州知州，奉诏改知明州。此时的福州，已褪去荒远僻地的旧貌，成为“山海静谧，千里宴（晏）然”的安居乐土。古吏清风，今时镜鉴；其道不孤，其行可师。

（作者单位：澳门理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