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轻易提笔写故乡，怕一落笔，就满是荒凉；我不敢轻易提笔写妈妈，怕一落笔，就满是酸楚。

井头村的名字，是从那口井来的。井就在家门口台阶路的最底端，青石砌的井沿，被扁担磨得光滑发亮。从井到家门，是一条“之”字形的台阶路，高高低低，弯弯曲曲。去县城读高中之前，每一天，我都要在这条路上来回好几趟。挑水回家，去井边洗菜，站在最高的那级台阶上，扯着嗓子往下喊：妈妈，回来吃饭！

那时候，妈妈不是在田里，就是在井边。井的外沿是一片良田，四季轮着种稻子、青菜、番薯。妈妈常年在田里忙，忙到忘了时辰，总要等我站在台阶上喊，她才直起腰来，应一声“来了”，然后收拾农具，顺着那条台阶路慢慢走上来，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那时候我不懂，那一声“妈妈，回来吃饭”，是这世上最平常也最踏实的事情。

后来，我上了高中，挑水的活儿交给了弟弟妹妹，再后来，上了大学，家搬到了公路边的新房。新房子打了井，再也不用去老井挑水了。放假回去，我会去老井边站一站：看看井里的水是不是还那么清，看看台阶上的青苔是不是又厚了，但那声“妈妈，回来吃饭”，喊得越来越少了。

大学毕业，我在镇里的中学当老师，还担任班主任，回家陪妈妈吃顿饭竟成了奢侈，有时候忙起来，好几周才回去一趟。妈妈总是站在门口等我，说“瘦了”，说“别太累”。我总说“吃了吃了，坐一会儿就走”。她也不拦着，只是站在门口，目送我骑车远去。

两年后，我正准备结婚。妈妈住院了，癌症晚期。

我和未婚妻陪在医院里，那是我们陪妈妈最久的一段日子，也是最后的日子。我们给她喂饭，给她擦手，陪她说话。她瘦得厉害，手背上的血管清清楚楚，像干涸的小河。她躺在病床上，眼神里什么都有。她安安静静地，偶有叮嘱：遇上事儿，别太计较……

然而，我再也不能站在台阶上，喊她回家吃饭了！

如今，那口井还在，那片良田也还在，只是种田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我偶尔回去，站在最高的那级台阶上往下望，井口静静的，像一只闭着的眼睛。风从田埂上吹过来，带着稻花的香气，和我小时候闻到的一模一样，可再也没有了妈妈的身影。

有几回，我在梦里喊出了声——“妈妈，回来吃饭”，喊完就醒了。窗外，是泉州的夜，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二十三年。妻被我吵醒，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翻个身，眼泪就下来了。

妈妈离开我已经二十八年了。二十八年，足够一个孩子长大成人，足够一口井长出青苔又磨去棱角，足够一条台阶路从热闹走到荒凉……我不敢写妈妈。一写，就想起夕阳下她慢慢走上来的样子，想起她应的那一声——“来了”。

“来了”，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安心的回答。我不敢再喊妈妈回家吃饭，怕一张口，风就把声音吹散，没有人应。

然而，从霞浦归来，我忽然想喊了。

七月末，大学同学在霞浦重聚。阿颜在文章里写：“欢聚终将退潮，曲终会有回音。”阿阮写：“从前总以为，只要彼此都在，相见便可以留给下一次。后来才明白，有些人会永远停在‘下一次’之前。”

聚会上，有人记错名字，有人认不出彼此，可是酒杯一举，连续两晚，我和同学都聊到夜深。阿阮说，三十年前她是年级里的信使，替我们送信；而今，我们从各自珍藏的往事里，给她寄来一封共同的回信。

那一夜，我们不再是青春少年，可我们还在替彼此记得——记得谁爱唱什么歌，记得谁在军训时晕倒，记得谁曾站在场边送水加油。那些被时间磨钝的细节，在酒、诗和朗诵里，重新有了温度。

晚宴上，菲儿和猛仔站在台前，朗诵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那句“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在宴会厅里回荡，仿佛三十年前的我们，真的可以在明天重新出发。最后，晓华在钢琴声里念了《约定》：“如果我们约定，就会遇见……”那晚，我们把过去的约定和对未来的期盼，统统放进梦里。

我坐在台下，聆听同学们的朗诵。那声音，像三十年前长安山的蓝花楹，一片一片，重新落到肩上。那一刻，202宿舍的搪瓷缸、电热棒、卡式炉，统统在朗诵声里浮了起来。

阿潘念到“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时，我忽然想，那个“姐姐”也可以是妈妈。

我忽然明白了，那一声“来了”，和聚会上菲儿念出的“春暖花开”，和阿潘念出的“我只想你”，和晓华念出的“约定”，是同一个声音。它们都在喊你回来，回到那张饭桌前，回到三十年前尚未失散的热气里。

阿阮说，是同学们一点一点，把曾经的“小太阳阿阮”还给了她。

我想说，是那些被重新念出的诗，那些被重新喊出的名字，让我终于敢重新喊那一声——“妈妈，回来吃饭”。

我知道，只要还有人记得，妈妈就还在那条台阶路上走着：她走一步，影子就晃一下，像在跟我招手。

妈妈，回来吃饭吧。今夜，我只想您！

妈妈不应我，但诗里的声音应了我。那一声声“来了”，从聚会的灯火里传来，从所有替彼此记得的人心里传来。

我听见了。饭还热着，桌边坐满了人。他们都在等我喊这一声。

我终于敢喊了：妈妈，回来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