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山东一位藏家向笔者展示了一册题为《福州玩照》的晚清摄影相册。相册共收录37幅照片，内容包括仓前山、万寿桥、安澜会馆、广东会馆、鼓山、方广岩、陈若霖墓等地方景观，也记录了安澜会馆火灾、假山前的戏班以及福州妇女踩水车灌溉农田等地方场景。

其中几幅三五人在庭院或福州周边的合影尤其引人注目，经仔细辨认，照片中的一位人物为晚清福州名士龚易图。照片留下了他与友人在三山旧馆以及其他公共交游空间的影像。

龚易图晚年回到福州，以诗词、藏书和园林营建闻名，先后建成双骖园、武陵园、芙蓉别岛和环碧轩等园林，其中西湖畔的环碧轩即著名的三山旧馆。《福州玩照》保存了多幅与三山旧馆有关的照片：龚易图与友人在园林中的合影、荷花池边的宛转桥以及戏班在假山前的集体肖像等。这些照片中的人物均面向镜头，摆出明确的拍摄姿势，显示摄影活动并非偶然发生，而是经过安排的社会交往行为。

这些照片是谁拍摄的？答案来自不同影像资料之间的相互比对。

笔者收藏的立德夫人《穿蓝色长袍的国度》（《In the Land of the Blue Gown》）中，收录了多幅署名“J.Mencarini”拍摄的照片。其中《在花园中的中国富裕家庭妇女》的背景，正是三山旧馆荷花池畔的宛转桥及园林建筑，画面中的女性应为龚易图家眷；另一幅《花园假山前的中国乐队》则与《福州玩照》中假山前戏班的拍摄场景形成对应，10名面对镜头演奏民间乐器的人物很可能与福州传统十番音乐有关。

笔者又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一册题为《Foochow》的相册，封面明确标注“Photographs by：J.Mencarini”。其中一幅龚易图与友人坐在三山旧馆宛转桥上的照片，桥边还有3名儿童驻足观看。与《福州玩照》中的同一地点相比，两组照片中的荷花均处于含苞待放状态，显示拍摄时间十分接近。两册相册中还共同出现北岭茶园、方广岩、陈若霖墓前牌坊等题材。多组影像之间的重复和对应，为摄影作者身份的确认提供了有力证据：《福州玩照》的主要照片应出自绵嘉义之手。

结合相册中镇海楼1893年重修时仍搭有脚手架的照片，以及1893年1月仓前山大雪之后的景象，可以进一步将这批照片的主要拍摄时间确定在1893年前后。这正是龚易图晚年生活在福州、绵嘉义积极开展摄影活动的重要时期。

《福州玩照》值得关注的意义，不仅在于确认了摄影师的身份，还在于揭示了一个此前较少受到关注的问题：一位来自欧洲的海关摄影家，为何能够进入晚清福州地方士绅的私人园林与家庭生活空间？

绵嘉义（Juan Mencarini，1860—1939年）是西班牙裔意大利人，曾任中国海关关员，同时也是商人、收藏家和摄影爱好者。1891年底，他抵达福州，担任福州海关二等帮办，并迅速成为当地摄影活动的重要组织者。

从《福州玩照》的内容来看，绵嘉义与龚易图之间显然并非简单的摄影师与被摄者关系。龚易图与友人在三山旧馆、仓前山等地的合影，以及龚府女眷在园林中的肖像，都说明绵嘉义已经进入龚易图的社会交往圈。尤其是能够进入私人园林拍摄家眷，这种活动显然建立在相当程度的信任和交往基础之上。

传统园林原本是晚清士绅游赏、宴饮、吟咏和交游的重要空间。拍摄成影像之后，这些原本短暂而私密的生活场景被固定为可以保存和复制的视觉图像。龚易图与友人的饮酒、游园和聚会，家眷的园林肖像以及戏班的表演，由此获得了一种新的视觉存在形式。

这一案例也提示我们，早期在华摄影并不能简单理解为西方摄影师单方面“看中国”。在《福州玩照》中，龚易图及其家族并非完全被动的摄影对象。他们显然主动接纳了摄影这一新兴媒介，允许甚至邀请摄影师进入园林和家庭空间，将自己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和文化身份呈现于镜头之前。摄影由此成为晚清福州地方士绅接触现代视觉文化的一种方式，也成为中外人士社会交往的新媒介。

绵嘉义个人的摄影实践，还应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加以理解。1892年3月2日，在他的推动下，福州摄影俱乐部（Foochow Camera Club）正式成立，成员由福州外侨、海关官员、商人等组成。根据相关资料，俱乐部主席为谢弥沈（G.Siemsen），副主席为联枝（F.J.Rentzsch），绵嘉义担任秘书。1893年6月，俱乐部举办会员摄影展览，展出的主要内容为福州地方风景以及外侨郊游、赛马、射击等休闲活动场景，与《福州玩照》中的内容相对应。闽江沿岸的山谷和港口、鼓山涌泉寺、北岭茶园以及福州周边的自然景观，成为他们工作之余的重要摄影题材。

这些作品并未停留在福州本地，而是进入国际摄影交流体系。1893年，福州摄影俱乐部的部分作品参加日本摄影学会举办的展览；1894年，绵嘉义选送3幅作品参加英国皇家摄影学会年度展览。进入20世纪后，福州摄影俱乐部进一步发展。1901年9月30日，俱乐部改组，秘书葛尔锡（W.T.Gracey）是美国驻福州副领事；1902年、1903年先后在乐群楼举办摄影展览，分别展出300幅和258幅作品，并采用蓝色碳印等当时流行的艺术摄影工艺制作；1902年元旦，葛尔锡应美国加利福尼亚摄影俱乐部邀请，展出了福州及其周边的乡村景色。

从成员构成来看，福州摄影俱乐部具有典型的沙龙文化特征。其成员拥有较好的经济条件、教育背景和国际联系，将摄影视为技术、休闲与艺术相结合的文化活动。因此，福州摄影俱乐部虽然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却并非孤立的地方摄影组织，而是19世纪末国际摄影沙龙文化在中国通商口岸的一种具体实践。

绵嘉义在福州的摄影实践也并不局限于风景和士绅生活。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和里尔自然历史博物馆至今收藏着法国驻福州名誉领事方栋（Ernest Frandon）委托绵嘉义制作的两册福州摄影专辑。方栋出于了解福州经济、物产和社会状况，服务中法贸易的需要，委托绵嘉义进行系统摄影。两册摄影专辑共收录120余幅照片，内容涉及商业、工业、植物、杂物、服饰及福建人种等多个类别，形成了一套关于19世纪末福州社会与物产的视觉档案。为了记录不同职业和社会身份的人物，绵嘉义还搭建简易摄影工作室，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请入镜头前拍摄。卖光饼的摊贩、衙门仆役、以鸟占卜的算命者、补鞋匠、街头流动厨师、木偶戏艺人、私塾学生、铁器贩子等，都成为他的摄影对象。

如果说《福州玩照》记录的是绵嘉义通过与龚易图交往进入福州士绅社会的过程，那么方栋委托拍摄的两册摄影专辑则呈现了摄影作为调查、分类和知识生产工具的另一面。通过职业、服饰和物产的分类，这些照片试图构建一幅关于福州地方社会的整体性视觉图景，具有明显的“摄影民族志”特征。由此回看《福州玩照》，其意义不仅在于发现了一批珍贵的福州历史影像，还通过龚易图与绵嘉义之间的交往，呈现了摄影进入晚清福州地方社会的一个重要历史过程。

龚易图与绵嘉义的交往，构成了晚清中国摄影传播史上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微观案例；福州摄影俱乐部的存在，则表明晚清福州已经成为国际摄影文化网络中的一个重要地方节点。通过这些摄影活动，福州的园林、风景、人物和社会生活不断被拍摄、展示与传播，并逐渐转化为后人认识晚清福州的重要视觉记忆。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福建报业新媒体发展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