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烟台山的藤蔓爬过百年老墙，乐群路23号那栋始建于1891年的老洋房门柱上，挂着一块刻有“保罗·克洛岱尔故居”的铭牌。百年前曾有一位法国文豪在这里眺望闽江，把福州的山水风物糅进自己的文字里，成为中法跨文化交流的珍贵信物。

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1868—1955年），中文名“高乐待”，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也是20世纪法国象征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他曾任法国驻福州领事，著有散文诗集《认识东方》，被誉为“近代向法国文坛介绍中国文化的第一人”，将人生中创作最丰沛的年华、最赤诚的精神眷恋留在了一个被他称为“（有着）玫瑰和蜜的颜色的地方”，抒写了他与福州的深厚情缘。

1895年7月，27岁的克洛岱尔以外交官身份踏上中国的土地时，早已是巴黎文坛备受瞩目的新秀，和马拉美等象征派诗人往来密切。彼时的欧洲正沉浸在现代工业文明的物质狂欢中，却给克洛岱尔带来了挥之不去的精神困厄。他于上海寄给诗人马拉美的书信中直白写道：“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错综复杂，令人目眩。这里的生活还没有遭到精神上的现代病的感染……”

1896年3月，他乘坐的轮船缓缓驶入闽江水面，站在船头眺望福州城：宽阔的闽江水奔腾汹涌，两岸青山连绵相接，古城墙顺着山势蜿蜒起伏，飞翘的黑瓦屋顶从葱茏的榕树梢间探出头来，竹木筏子和装饰别致的平底帆船顺着水流慢悠悠漂过。他在《认识东方》的多篇作品里，毫不掩饰初见这座城市时受到的震撼：所有生活都顺着古老的秩序从容铺展开来。

仓山的风裹着闽江的水汽吹过领事馆游廊的时候，他紧绷了多年的神经终于彻底松弛下来。1898年10月，刚从上海办完差事返回福州的他，心绪澎湃难以抑制，在《问候》（也译为《致意》）里写下那流传至今的告白：“我要问候这块土地，这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话，而是在我心里有无数话语突然涌现出来……我抬起头来朝着永恒的山峦凝望，我频频向大地那德高望重的躯体致意。”没有客套的外交辞令，没有观光客的浮光掠影，他把福州叫作“彩色的天堂”。这是终于找到精神原乡之后，从心底淌出来的深情。

1900年1月，他正式出任法国驻福州领事，乐群路23号的老洋房成了他的居所与办公地。之后的5年时光，成为他一生中创作力最旺盛的黄金时期。克洛岱尔从来不是关在书斋里的外交官，只要处理完手头的公务，就像个不知疲倦的漫游者，穿着便装扎进福州的街巷、郊野与山水里，用诗人的眼睛接住这座古城每一个鲜活的细节。

福州遍植榕树，遮天蔽日的巨树第一时间就攫住了克洛岱尔的目光。他写的《榕树》把这种树称作“生长在此的巨人”，把盘结的树根比作巨蟒，比作正奋力从坚硬土地里挣脱的七头怪蛇，说榕树是“艰辛劳作的纪念碑”“植物界的赫拉克勒斯”。这种把榕树人格化、英雄化的写法，是他日日走在福州的榕树下，触摸到这座城市顽强生命力之后，独一份的精神解读。

1896年的三四月间，克洛岱尔逛到了广东会馆，花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观察，回去之后写下了《戏台》。他不厌其烦地描摹会馆的大殿、内堂、座椅、盖顶、牌楼、幕布，把最多的笔墨留给了正在上演的戏曲。他赞叹福州戏曲演员的状态：所有的表演都严丝合缝地嵌在传统的韵律里。他竖着耳朵辨听台上的乐器，三弦、月琴、板鼓、檀板、唢呐、锣、镲、铙、钹的音色一一落在纸上，尤其是唢呐：“那带着泛音的声音特别响亮，并且具有强烈的波音。这一切像驴鸣，像沙漠中的呼喊，铜管对着太阳，仿佛大象嗳气时的喧嚣！”

这些百余年前的文字如今成了记录清末福州民间演剧状态的珍贵剪影。克洛岱尔漫游的脚步还延伸到福州的山野之间。1896年的一个清晨，曙色初开他就出了城门，沿途遇见早起劳作的厨子厨娘、开店的店老板，看着整座城市在睡梦里慢慢苏醒。走到郊外的田野时，他突然生出一种“万物一体”的强烈感受。郊游接近尾声，他听见田垄间农女的笑声时不由得抬头，视线扫过一畈畈种着水稻、烟草、豆角、南瓜、黄瓜和甘蔗的农田，悠然闲适的田园风光扑面而来，令克洛岱尔感到平和惬意。

在福州的那些年，克洛岱尔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广东会馆看戏，跑马场里看赛马，乌塔白塔下访古，文庙前感受礼制的庄严，乘船顺着闽江漂过两岸的青山，这些日常的游历没有一次是带着任务的走访，全是他心甘情愿把自己糅进福州烟火里的主动靠近。他在这里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3部作品：《认识东方》《诗艺》和《正午的分界》。作品蕴含的思想命题与哲学观念，几乎涵盖了他之后所有创作的母题。

《认识东方》共61篇散文诗，其中有33篇写于福州。在19世纪末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高潮期，绝大多数来到东方的西方文人、旅行家都带着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俯视着眼前的异质文明。然而，克洛岱尔的福州叙事，几乎全程保持着实事求是的平视姿态，没有刻意的丑化，也没有猎奇式美化，这在那个时代是极其难得的选择。

“认知”（connaissance）与“共生”（co-naissance）是克洛岱尔在《诗艺》中提出的一组概念。在法语中，“认知”的拼写中包含了“诞生”（naissance），两者在拉丁语词源中存在关联。克洛岱尔认为，每一次“认知”都是一次“诞生”，因此创造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词“共生”。在他看来，“认知”福州的过程，也是一场精神的“诞生”。这个在西方语境中少有人理解的词语，正是他东方经历的结晶。有学者指出，保罗·克洛岱尔本身不自觉地带有双重性格，就好像一座华丽的巴洛克教堂下面还有一层中国式地宫。

他最负盛名的戏剧作品《正午的分界》初稿创作于1905年，其内核也镌刻着福州的烙印。他把自己在福州结识、持续了整整4年刻骨铭心的恋情写进剧本，女主角的原型是在任驻福州领事期间相识的爱人。1948年，《正午的分界》正式在巴黎公演，80岁的克洛岱尔特意要求在剧场里布置大量绿色植物，尽可能还原记忆里福州到处是榕树与草木的氛围。垂垂老矣的他看着舞台上的表演，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他公开承认，这部作品是其艺术生涯中一出重要戏剧，是源自某种有机需求，从自己生活中提取的材料。

1909年，克洛岱尔结束了15年的驻华外交生涯。离开中国20年后，他在诗作《香港》中深情怀念：“让我再看一眼福州，再作一次回顾和怀旧的访问吧！我觉得有一大堆事物在招呼我，而过去我多曾忽略！让我再看一看这遗忘了的伟大眼泪的源泉吧！”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