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文化同根同源，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东南区域的延续与传承，深刻推动海峡两岸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陈支平教授新编的《闽台儒学史》，把闽台两地的儒学发展史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展开研究，从研究范式、历史衍脉、地域特质等层面，全方位展示其发展历程，揭示闽台儒学既承接中原道统，又独具“陆海兼容”区位核心特质，有效拓展了区域儒学研究的价值与空间。

从“边陲地带”到独立考察主体的视角转向

传统学界认为，儒学是内陆农耕文明的思想产物，滨海地区是教化后起之地，因此，东南沿海儒学发展常常只是作为全国儒学的附属部分一笔带过，缺乏独立、完整的专题梳理。此外，学界对宋明理学史范式的研究，以“濂-洛-关-闽”概括北宋到南宋理学四大流派。但叙事实践中，濂（周敦颐）、洛（二程）、关（张载）作为北宋开创学派，会交代时代、地域环境；而“闽学”往往直接等同于朱熹个人哲学。朱熹去世之后数百年的福建本土儒学传承链，在很多理学通史中也常被压缩、略过，以致泉州、漳州大批理学家，大多只散见于地方方志。例如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通史》宋明卷将朱子置于全国性哲学家的位置加以论述，而闽南后学群体如蔡清、林希元等仅零星提及，台湾儒学则完全缺席；即便在后来的“在地儒学”研究中，这种系统性关怀依然付之阙如。又如陈来教授认为，儒学本质上是超越地域的普遍性文化，不能归结为地方性知识或某一地域社会结构的产物‌。显然，这样的研究状态，对于海峡两岸学界进一步深入理解中华文化与儒家传统在东南区域的传播与继承，以及儒学在海峡两岸所产生的重大社会意义，是有所欠缺的。

《闽台儒学史》正是对这一研究格局的突破和回应。全书始终抓住闽南山海交织、海洋贸易发达这一基本现实，抓住儒学地方化这一主线，填补了东南区域儒学研究的空白。作者不再简单套用中原儒学的发展模板来裁剪东南区域儒学发展历史，而是实现了把闽台从儒学传播的“边陲地带”转变为独立考察主体的视角转向；把精英的文本思想和乡土社会的治理实践结合起来，重点考察儒家礼乐南下到滨海后的传承路径和发展变化。作者基于现实的儒学地方化视域，即商业兴盛、海外往来频繁以及民间信仰纷繁复杂的东南区域，认为朱熹以及其他福建理学家除了信仰中原道德义理外，也十分关注草根性的社会现实问题，用儒学兴学劝学、促进基层社会教育、端正民风习俗、遵循社会礼仪、重建家族宗族组织等内容架构，体现其对于重构社会管理规范的重视与人文关怀。这种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考主线贯穿全书，为客观研究东南儒学提供了新视野。

从传统固化到方法论自觉的思维突破

学术层面上，至今仍有不少学者在研究宋代理学时容易陷入固化的思维：其一，将朱子学窄化为纯粹道德义理哲学，以哲学分析替代历史学考察的研究倾向；其二，历史学的研究因断代史的分割而被无端阻隔，非连贯性地看待朱子理学和闽学的历史发展进程；其三，惯用阶级划分的理论来阐释各种历史现象，包括精神文化与道德等哲学领域的问题。这样一来，容易被引入中国思想史即哲学的领域中去，而忽略了对朱子学、闽学、理学的历史学探索，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闽学应有的社会意义；另一方面，作为福建历史上两位最具思想创造性的学人，也就是朱熹与李贽，也被硬生生归类到两个相互对立的哲学阵营之中。

事实上，就福建的情境而言，自宋代至近代的文化思想演变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福建的儒者在不同时代社会变迁的关键时期，都拥有着无可替代的文化影响力与历史作用。

全书突破传统学术研究的固化思维，一方面打破断代史的阻隔，梳理自汉唐特别是宋代以来福建儒学的发展历史，包括福建重要儒者的生平、著作和思想，厘清学派传承脉络；另一方面突破阶级划分理论阐释历史现象的思维，将儒学置于地方现实之中，考察官学、书院如何兴办，乡约族训如何推行，儒家伦理如何渗透民间婚丧祭祀等日常生活问题。作者坚持“思想与社会互证”的写作逻辑，对每个时代的叙述兼顾政治大背景和闽南本地民情，把官员施政、书院兴废、士人著述和民间教化相互串联，完整展现一条由外来移植，到本土融合，再到繁盛分化，最终直面时代变局的完整思想链条。

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打破了以往学界很少关注台湾儒学研究的局面，通过两岸学者共同实证了闽台儒学一体化的发展历程。1661年（南明永历十五年）郑成功渡台驱荷收复台湾，台湾儒学开始发端。1666年（康熙五年），东宁（今台南）建圣庙设学校以收人才，“议两州三年两试，照科、岁例开试儒童。州试有名送府，府试有名送院；院试取中，准充入太学，仍按月月课。三年取中式者，补六官内都事，擢用升转”。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廷平定台湾，推行以朱子学为中心的儒家文教。据高拱乾《台湾府志》记载，府儒学从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至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之间，前后共计四任教授，均由福建的儒士出任；台湾县儒学则从1687年至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之间，共计有三任教谕，亦均属闽籍儒士；凤山县儒学从1687年至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之间，有三任教谕，也都来自福建；诸罗县儒学从1687年至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之间，则有四任教谕，亦都是闽省儒士。

杨二酉《海东书院记》写道：“诸生一仰止‘鳌峰’，且不免望洋而叹也。”作者通过考证台湾府县学教谕、训导的籍贯构成与科举选拔路径，以制度史视角实证了“闽学东传”绝非虚言，而是落实为国家治理层面的政策安排。从明代后期至清代的300多年间，既是台湾传统社会经济开发最繁盛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传播、扎根、繁衍的关键时期。台湾地区所形成的中华文化氛围与儒学教育体系，与福建的文化氛围与教育体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历史事实。

从文化规范到地域特质的双向切换

儒家礼乐南下到滨海后，福建士子沉浸在继承和补强中国正统的伦理文化规范之中。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山海环境带来闽南儒者的双重性格：一方面坚守中原儒家道统，重礼教、重气节、重宗族；另一方面开放且务实，追求义利平衡。同时，闽南地区民间信仰纷繁，儒学无法彻底清除民间旧俗，只能采取兼容调和的姿态，在磨合当中慢慢教化风俗。二者结合后造就了闽南儒学守正而不僵化，务实而不弃义的鲜明特质。因此，闽台儒学不仅写在书本上，更活在乡约、族谱、祭祀、家族生活中，成为一方百姓的精神底色，这也正是闽南儒学区别于内陆儒学的最核心之处。作者没有简单地把闽南儒学看作中原儒学的复刻，而是充分看见地域环境对思想的塑造，完成了从文化规范到地域特质思考模式的双向切换，凸显敏锐的学术洞察力。

南宋时期，随着福建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尤其是福建地区远离战乱冲击等缘故，福建士子的心态，甚至是北方士子对福建士子的态度均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作者认为，朱子学的出现和形成，是对传统儒学的反思和经济文化的自觉。其核心就在于勇于突破旧的文化思维，创新出一整套足以指导并适应南宋社会文化发展的新学说。明代李贽之学的出现更是体现了对时代社会变迁全新的文化思考。他提倡“童心说”，悖孔叛圣，追求思想解放，是严密思想封锁的历史长河中，迸发出的一股活泼、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清代晚期，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注重经世致用的福建籍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把注意力从关心国内问题转向关注外交斗争，开始关注西洋文化。中日甲午战争后，以严复为代表的福建籍知识分子打破旧传统，寻找新智慧，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民主维新思潮。

虽然各自历史际遇不同，但朱熹、李贽和严复代表着福建历史上的三座文化思想高峰。而以往学界很少有人思考，同为福建出生的儒者，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内在精神联系？作者分析认为，无论是朱子学，还是李贽之学、以严复为代表的近代思想启蒙之学，它们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都是无可替代和具有开创性的。从宋代到近代的文化思想演变过程中，福建儒者在不同时代社会变迁的关键时期，都拥有着无可替代的文化影响力与历史作用，而这种文化影响力的产生及其永久的生命力正是源于闽台儒者所秉承的共同文化精神——创新进取。朱熹的“创新”在于理学体系的建构，李贽的“创新”在于对理学正统的批判，严复的“创新”在于引入西学。虽然三者“创新”的对象、方式与方向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在面对各自时代社会变迁与文化危机时，都表现出“不守故常、勇于自新”的思维取向。这种精神上的相似，正是贯穿闽台儒学发展的深层脉动。

从史实传承到现实关注的情怀担当

通观《闽台儒学史》，作为区域儒学通史，该书优势十分突出。第一，史料视野开阔，兼顾正史、文集、地方志、书院碑刻、族谱文献，把士人著作和地方社会史料相互参照，避免只作纯粹的文本哲学分析。第二，兼顾人物与制度，既写知名大儒，也记录大量地方普通士人、书院，实现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第三，地域意识自觉，始终抓住闽南山海交织、海洋贸易发达的基本现实，抓住儒学地方化主线，填补了东南区域儒学研究的空白。立足于现有文本，笔者认为尚存有一定的省思空间。譬如，全书叙事儒学自上而下推行过程中，民间礼教与民间习俗冲突博弈细节可适当拓展等。

综上，《闽台儒学史》跳出传统儒学史的固有边界，把目光投向东南海隅，创新性地将精英思想与乡土社会相结合，揭示出闽台儒学坚守道统又务实开放的双重地域特质。尽管旧时书院大多已经不复旧日模样，但重教育、崇德行、守望宗族的文化基因被一直传承下来，“义利兼顾”的古老智慧，在当代依旧具备借鉴价值。

（作者单位：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