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深秋，严复致信高凤谦（1870—1936年，字梦旦，福建长乐人），信末落款“九月四日”。他告诉高凤谦，叶显廷（1861—1908年）《度量衡新议》序言“已勉成，特送上，烦转交显廷兄收入”。又叹：“弟年来大有退化之势，执笔伸纸，每形竭蹶。”这一年严复51岁，高凤谦小他16岁。前辈在致晚辈信中自陈“每形竭蹶”，交情已不寻常。
系年订误
此信连同另外三通严复致高凤谦的书信，20世纪80年代初由上海图书馆顾廷龙先生请高氏家人抄寄，收入王栻主编的《严复集》，是现存二人交往最直接的一手史料。遗憾的是，高凤谦致严复的信函未见存世，我们只能从严复一方窥见交往脉络。然而，仅存的四信中，两通的系年被误判，且为后来严复文集整理本沿袭，至今未获更正。
先说《度量衡新议序》一通。《严复集》《严复全集》均定为1920年作。然据阮娟对三山叶氏家族的研究，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叶显廷所著《度量衡新议》，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石印本，封面题签“度量衡新议 严复署检”，内页“度量衡新议 乙巳六月 费念慈”，卷首有严复、陈季同、林黻桢序。严序云：“敝邑叶君显廷，吾闽绩学士也……乙巳夏日，不佞适居沪上，乃携其稿见示，曰为我序之。”乙巳即1905年。结合信末“九月四日”落款，可知此信实作于1905年10月2日，而非1920年。
第二通涉严复与桐城派友人姚永概（1866—1923年，字叔节）的私谊。严复致高凤谦，请其引姚永概参观商务印书馆所设师范传习所，以借鉴办学经验。信中云：“公所居去传习所咫尺……伏乞破费数小时之功，一邀前往详细察看。”信末仅落款“二十八晨泐”，不署年月，整理本遂误系于1907年7月8日。然据姚永概《慎宜轩日记》，是年姚氏始终在皖，并未赴沪，与信中“遄来沪上，意主调查各处成法”明显矛盾。其日记丙午三月二十四日（1906年4月17日）载：“严先生赴上海，余亦同行，为调查师范事宜。”三月二十八日（4月21日）载：“至子善处，同访高凤谦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高导予看其附设之师范传习所。”两条恰印证严复托高凤谦引领参观之事，故此信当作于1906年4月21日晨。
系年一误，研究者便将各信置于错误的时间坐标，对二人交往脉络的判断也随之偏离。考订之后，两通信的系年得以定在1905至1906年间，正是严、高出版合作的重要时期。
出版因缘
高凤谦与严复同里福州，起初不相识，联结二人的是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
严复早岁因通艺学堂、南洋公学与张元济订交，其《原富》最初印本即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刊行。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后，陆续将严复译著纳入商务出版体系。1903年，高凤谦自日本归国，应张元济之邀主持商务国文部，专司小学教科书。高凤谦在《订正群学肄言序》中坦言：“余与严子几道，虽同里闬而少不相习。严子厚余，尝数千里外寄所述作相示。余于严子之作，亦无所不读。”同乡启机缘，著作结知交。
借用美国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启蒙的生意”一语，二人在商务印书馆的合作可理解为：近代启蒙思想通过出版产业实现知识的生产、传播与赢利。称“启蒙”，因严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穆勒名学》等是系统引介西学的重要成果；说“生意”，因这些译著经商务印书馆发行广为流布，严复亦获可观“译利”（版税）。严复致高凤谦信中写道：“复于初九日到商务发行所交漱方兄印花五千枚，并译利月结手折一只。”印花是当时结算译利的版权贴花，严复着眼长远，将月结译利折为商务股份，使个人收益与商务的前途相系。
商务印书馆凭严译独家出版权，以及严复支持的教科书和辞书编纂，奠定其在清末学术与教育出版领域的重镇地位。严复提供知识资本，高凤谦和商务印书馆负责出版发行，相辅相成。郑贞文回忆，早期商务所出文哲政经等书刊，“福建的作家却占相当的地位”，正因高氏兄弟与严复、林纾等闽籍人士“有同学同年的交谊，鼓励他们写作以丰富稿源”。
1905年清廷废科举、兴学堂，教科书需求骤增。张元济、高凤谦敏锐抓住市场，以编印教科书为核心战略，所编《最新小学国文教科书》风行全国。恰在此时教科书审定制度悬而未决，民间书局亟须学界发声以争得公平空间。
1906年4月7日，上海《中外日报》发表严复《论小学教科书亟宜审定》，提出“中学以下，不仅德育，即智育亦不可无教科书”，主张以“学部审定与市场择优”折中规范教科书市场，文末以农耕为喻：“袪其稂莠，而嘉禾庶几长植。”此文的撰作，与商务印书馆尤其高凤谦的请托不无关系。4月3日，严复致高凤谦信云：“《论教科书》倚装草草勉成，不甚慊意……又，复与商务定有编译合同，业经画押……一切照合同原议办理，请渠放心。”文章刊发距此信仅4日，随后又被转载到商务自办《东方杂志》上。身为商务译利受益人，严复建言客观上与商务争取教科书市场的诉求相呼应，契约、乡谊与制度建言在此叠合。
1908年，商务购得文明书局《群学肄言》版权，拟出《订正群学肄言》，亦由高凤谦向严复请修订重印。严复只提一条件：“子肯为一序者，吾从子请。”通常作序是前辈提携后学，此处反是严复请出版人作序。高凤谦自谦：“余何足以序此书？顾望其行世，则不能不勉一言矣。”
高序以问学经验起笔，随即转入正题：社会现象错综复杂，是非得失相为表里，一议一策的效验，近者数年，远者数十年方见分晓。因此，议论社会问题必须以学问为根基，立论必须谨慎。序末郑重相告：“欲读严子之书，必先读《群学肄言》。”启蒙诚意与出版生意，于此合而为一。
五四运动后新潮汹涌，严译似乎已成“过时”之物。但高凤谦与继任王云五等商务出版人，仍将严译八种汇为“严译名著丛刊”，统一版式，“印成布面精装八册”，于1931年正式发行，“所收严译各书，以商务印书馆历年印行之各种版本为主，并参校其他通行本，择善而从”。此举超出商业盘算，带有鲜明的文化使命感。“启蒙的生意”由此超越“生意”，回归文化传承。
世交之谊
二人交往不只出版，更有世交之谊。高氏兄弟三人（长兄凤岐字啸桐；次兄而谦字子益；凤谦字梦旦，居幼）皆与严复交好，往来频频，严复日记时有记载。1908年10月14日，他记“寄高啸桐信”；1909年2月14日，记“到张园及陈列所，遇高梦旦”。同月27日“到啸桐处”，28日“到啸桐处吃饭”。记的都是日常往来，却最见交情。
1909年3月，高凤岐病逝，严复连日到高家吊唁，开吊之日“往陪堂作祭”，出殡之日“往执绋”；1919年10月，高而谦去世，他10月21日记“高而谦于四时去世”，10月31日记“到高家，为梦旦改联对”，11月9日记“高子益开吊”。高家两次大丧，严复都在场，足见情分之深。
现存严复致高凤谦最后一信，仅署“二十九”，《严复集》编者考为1920年发出，未具月份。信中婉谢高凤谦介绍的庐山避暑之议：“庐山胜地而避暑疗病，二者自不得兼。”又道谢馈赠桉树叶：“桉树叶到，当试焚之，若能止贱喘，则要药也。”并告治疗进展：“近经英使馆格医用微菌针作治，云可根本解决，刻已受四针矣。知念，并布。”而查1920年3月23日严复日记：“高来，商谈安排西山与牯岭。”与信中所云庐山避暑疗病一事正相呼应。两相比照，可知严复此信发于3月29日，亦可知高凤谦对严复的健康始终关切。
这份情谊延续至下一代。1960年，高凤谦幼子高叔哿经人介绍，与严复长孙女严倚云在美国结为连理。1991年，高叔哿夫妇捐资43万美元，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创设“严复翻译奖学金”和“严复奖学金基金”，奖励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和翻译的学生。严复与高凤谦的情谊，由共同志业而长存，又因晚辈联姻而延续，实现了跨越时空的传承。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